有關紀錄片的思考：另眼看待人世間

有關紀錄片的思考：另眼看待人世間

作者： 崔衛平

有次我邀請幾位初相識的朋友觀看紀錄片，很快發現自己有些唐突了。這是一部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大獎的紀錄片，業內評價頗高。也許這幾位朋友沒有見過如此粗糙的影像——構圖不規整，光線不充分，鏡頭搖晃不穩，沒有解說詞和音樂。他們喊着“受不了了”，要求關掉電視機。爲什麼觀者的反響差異如此之大？

遇到這種情形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不認爲是影片的內容讓大家感到不適。我瞭解這些朋友，他們大多關注社會現實。那麼應該是影像本身引起的反應？觀看時一位朋友的評語讓我恍然大悟。

影片中有一個鏡頭：傷殘的丈夫躺在臨時搭起來的窩棚裏，妻子在他周圍忙碌，三歲的小女兒給臥牀的父親餵飯。因爲是夜間，光線不足，看上去就像發生在洞穴裏。這位朋友認爲這個鏡頭“像老電影”，因而“好”。

哦，原來紀錄片要拍得像電影！那些更加接近電影的部分，更像劇情片的鏡頭，才符合人們對於紀錄片的理解和期待，符合人們衡量影像好壞的標準。那些業內的朋友們啊，你們應該多聽聽普通觀衆的評價（他們可是其他領域的行家裏手），這真的很有意思。

事實上，許多人並不知道，當紀錄片作者（導演），拿着機器上路的時候，對自己所要拍的東西，以及能夠拍到什麼，僅僅是略知皮毛，有時甚至是一無所知。他們手中沒有劇本，心中沒有計劃，隻身一人，不帶任何框架，在世界面前，運用自己“裸視”的目光。

如果要講“獨立”，這是一批真正獨立的人。他們只需靜下心來，耐心地觀看和記錄，儘可能不去驚動拍攝對象。有人將紀錄片工作者比喻爲“牆上的蒼蠅”，一聲不響地等待周圍世界的動靜。當然也有不同的紀錄片風格，但這是基本的工作精神：儘量客觀地呈現，不給現實化妝。

他們在某個地方紮了下來。2002年，寧瀛拍她的《希望之路》，選擇了一趟從成都開往烏魯木齊的列車，車上滿滿的乘客，是秋天去新疆採摘棉花的四川農民。兩天兩夜之後，火車抵達，拍攝結束。趙亮的《上訪》，拍攝時間前後長達12年。其中一個被母親帶在身邊上訪的小女孩，一開始還趴在膝蓋上寫作業，後來長大成人，結婚生子。這個結局不僅是趙亮最初沒有想到的，當事人本身也沒有想到。這中間還有許多發現：女孩並不是上訪的母親所生；她一度還成了縣信訪辦主任的乾女兒；她結婚時，生身父母出現了。

生活中不僅有許多意外，而且有許多我們視而不見的東西。在那些人們習以爲常的地方，存在悖謬、裂縫、中斷和傷痛，有着我們無法解釋的晦澀和歧義。很多事情你無法做出簡單解釋，此時紀錄片的力量就顯現出來了。它粗糙不齊的外表，最大限度地包容着矛盾與分歧，爲那些被忽視的東西，提供藏身之所。

2003年“非典”期間，黃文海在湖南一個小鎮的麻將館裏，將機器對着整天陷在麻將桌上的人們。通過捕捉平淡無奇、波瀾不驚的現象，他拍出了烏煙瘴氣的生活表象後面，人們內心的空虛、無奈、恐懼和期待，也拍出了我們時代精神的某個重要側面。看完後，你不能簡單地指責這些人的平庸，也許能從他們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這部片子叫《喧譁的塵土》。

不提供對於事情的現成解釋，而是挑戰人們頭腦中已有的概念，種種打磨得十分光滑的結論，爲了易於消化而減縮了的“故事梗概”。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紀錄片提供某些不爲人所知的社會現實，還不如說它提供另類觀看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提醒人們要儘可能地包容差異、邊緣、縫隙這些東西。在這個意義上，對紀錄片來說，“開放”的要求，比“真實”更加重要：儘可能地朝向那些不經意的、被遮蔽的和未被命名的東西開放。

這與劇情片的要求不同——觀衆在電影院裏希望故事向他們期待的方向發展，劇情片遷就他們的期待，刪掉那些不重要的、多餘的、硬碰硬的東西。此刻觀衆對世界的理解有多軟弱，對影像的接受能力也就有多軟弱。

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伊朗電影《納德與西敏：一次別離》，注重影片的現實感，給人造成了某些紀錄片的印象，這其中便包含了一個開放的影像觀念。實際上這是近些年國際電影的某個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