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老父那幾次痛打

思念老父那幾次痛打
　　
　　文/閻連科
　　
　　活到今天，父親對我的痛打竟使我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來，都忍不住去我兒子頭上摸一摸。
　　
　　算到現在，我的父親有二十四五年沒有和我說過一句話了。埋他的那堆黃土前的柳樹，都已經很粗很粗。不知道他這二十四五年想我沒有，想他的兒女和我的母親沒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兒，唸叨一些啥兒。可是我，卻在二十五年間，總是想念我的父親，想起我的小時候，父親對我的訓罵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我父親，都是從他對我的痛打開始的。
　　
　　能記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歲的當兒，少年期，讀小學。學校在鎮上的一個老廟裏，距家二里路，或許二里多一些。那時候，每年的春節之前，父親都會千方百計存下幾塊錢，把這幾塊錢找熟人到鄉村信用社，全都換成一疊兒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頭的葦蓆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張、幾張地發給他的兒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來走親戚的孩娃們。
　　
　　可是那一年，父親要給大家發錢時，那幾十上百張一毛的票兒卻沒有幾張了。那一年，我很早就發現那葦蓆下藏有新的毛票兒。那一年，我還發現在我上學的路上，我的一個遠門的姨夫賣的芝麻燒餅也同樣是一毛錢一個。我每天上學時，總是從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張錢，在路上買一個燒餅吃。偶爾大膽起來，會抽上兩張，放學時再買一個燒餅吃。
　　
　　那一年，從初一到初五，父親沒有給我臉色看，更沒有打我和罵我，他待我如往年無二，讓我高高興興過完了一個春節。可到了初六，父親問我偷錢沒有？我說沒有。父親便厲聲讓我跪下了。又問我偷沒有，我仍然說沒有，父親就在我臉上打了一耳光。再問我偷沒有，仍說沒有時，父親便更爲狠力地朝我臉摑起耳光來。記不得父親統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記得父親直打到我說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
　　
　　記得我的臉又熱又痛，到了實在不能忍了我才說那錢確是我偷了。說我偷了全都買了燒餅吃掉了。然後，父親就不再說啥兒，把他的頭扭到一邊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邊幹啥兒，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們，可等他再扭頭回來時，我們都看見他自己眼裏含着的淚。
　　
　　第二次，仍是在我十歲之前，我和幾個同學到人家地裏偷黃瓜。僅僅因爲偷黃瓜，父親也許不會打我的，至少不會那樣痛打我。主要是因爲我們偷了黃瓜，其中還有人偷了人家菜園中那一季賣黃瓜的錢。人家挨個兒地找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家裏去，說吃了的黃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錢是人家一年的口糧哩，不把錢還給人家，人家一家就無法度過那年的日子去。父親也許認定那錢是我偷了的，畢竟我有着前科，待人家走了之後，父親把大門閂了，讓我跪在院落的一塊石板鋪地上，先劈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頓後，才問我偷了人家的錢沒有。因爲我真的沒有偷，就說真的沒有偷，父親就又劈里啪啦地朝我臉上打，直打得他沒有力氣了，氣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
　　
　　那一次，我的臉腫了，腫得和暄虛的土地樣。因爲心裏委屈，夜飯沒吃，我便早早地上了牀去。上牀了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親卻去把我搖醒，好像求我一樣問：“你真的沒拿人家的錢？”我朝父親點了一下頭。然後，然後父親就拿手去我臉上輕輕摸了摸，又把他的臉扭到一邊去，去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會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裏，孤零零地坐在我跪過的石板地上的一張凳子上，望着天空，讓夜露潮潤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覺起牀小解，父親還在那兒靜靜地坐着沒有動。
　　
　　那時候，我不知道父親坐在那兒思忖了啥。幾十年過去了，我依舊不知父親那時到底是在那兒省思還是漫想着這家和人生的啥。
　　
　　第三次，父親是最最應該打我的，應該把我打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的，可是父親沒打我。是我沒有讓父親痛打我。那時我已經越過十週歲，也許已經十幾歲，到鄉公所裏去玩耍，看見一個鄉幹部屋裏的窗臺上，放着一個精美鋁盒的刮臉刀，我便把手從窗縫伸進去，把那刮臉刀盒偷出來，回去對我父親說，我在路上拾了一個刮臉刀。
　　
　　父親問：“在哪兒？”
　　
　　我說：“就在鄉公所的大門口。”
　　
　　父親不是一個刨根問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個單純素潔的鄉村孩子了。到後來，那個刮臉刀，父親就長長久久地用將下來了，每隔三朝兩日，我看見父親對着刮臉刀裏的小鏡刮臉時，心裏就特別溫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買給父親的禮物樣。不知道爲啥兒，我從來沒有爲那次真正的偷竊後悔過，從來沒有設想過那個被偷了的國家幹部是個什麼模樣兒。
　　
　　直到又過了多年後，我當兵回家休假時，看見病中的父親還在用着那個刮臉刀架在刮臉，心裏纔有一絲說不清的酸楚升上來。（感恩 ）我對父親說：“這刮臉刀你用了多年了，下次回來我給你捎一個新的吧。”父親說：“不用，還好哩，結實呢，我死了這刀架也還用不壞。”
　　
　　聽到這兒，我有些想掉淚，也和當年打我的父親樣，把臉扭到了一邊去。
　　
　　把臉扭到一邊去，我竟那麼巧地看見我家老界牆上糊的舊《河南日報》上，刊載着鄭州市1981年第2期《百花園》雜誌的目錄。那期目錄上有我的一篇小說，題目叫《領補助金的女人》，然後，我就告訴父親說，我的小說發表了，頭題呢，家裏這牆糊的報紙上，正有那目錄和我的名字呢。父親便把颳了一半的臉扭過來，望着我的手在報紙上指的那一點。
　　
　　兩年多後，我的父親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親，收拾他用過的東西時，我看見那個鋁盒刮臉刀靜靜地放在我家的窗臺上，黃漆脫得一點都沒了，鋁盒的白色在鋥光發亮地閃耀着，而窗臺斜對面的界牆上，那登了《百花園》目錄的我的名字下面，卻被許多的手指指指點點，按出了很大一團黑色的污漬兒，差不多連“閻連科”三個字都不太明顯了。
　　
　　算到現在，父親已經離開我了四分之一世紀。在這二十四五年裏，我不停地寫小說，不停地想念我父親。而每次想念父親，又似乎都是從他對我的痛打開始的。我沒想到，活到今天，父親對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樣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來，都忍不住會拿手去我兒子頭上摸一摸。
　　
　　可惜的是，父親最最該痛打、暴打我的那一次，卻被我遮掩過去了。而且是時至今日，我都還沒有爲那次正本真切的偷盜而懊悔。只是覺得，父親要是在那次我真正的偷盜之後，能再對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親的一生中，要能再對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父親如果今天還能如往日一樣打我和罵我，我該有何樣的安慰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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