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在清華大學的演講

最“慘”的時候

——俞敏洪在清華大學的勵志演講稿 我覺得這個“慘”是要有對照的。比如說我從小在農村，一歲到十八歲沒吃過幾頓肉，但是我一點都不覺得慘，因爲周圍的人都是一個樣子。現在好多同學感到心裏不平衡，不是說你過不下去了，而是你看到邊兒上的同學比你多找了兩個女朋友，你就想：“哎，兔崽子憑什麼比我多找兩個女朋友？”。再比如他比你多穿了一件名牌衣服，你才覺得你們家是貧困家庭。我當時進北大的時候也有這樣的感覺，因爲當時家裏很窮，我穿的衣服幾乎都打着大補丁，我們那個體育老師從來不叫我的名字，一直都是：“哎，‘大補丁’，出來做個動作！”而我的同學裏有幾個是部長的孩子——當時還沒有企業家，但是有很多是有家庭背景的，包括教授的孩子等等。一開始是有很多心裏不平的，但是在大學裏你要慢慢地調整好心態。 我們當時的攀比也不那麼強烈，我們當時攀比的是誰讀的書多，誰在同學面前發表的觀點受重視，誰寫的詩多——我們大家當時都比着寫詩，因爲當時寫詩能多找女朋友。但是我比較悲慘，從詩歌的總量來說我寫得最多，寫了600多首詩，但是沒有吸引過一個女孩子，也沒有出版過一首詩。像你們現在的女孩子，可能會說詩人與窮人沒有什麼區別，除非那種用詩歌真正打動了你的心了的人，但現在寫詩打動人心的好像不是很多。我們班當時有一個著名詩人，現在在文學界還比較有名的，他的筆名叫“西川”，不知道大家讀過他的詩歌沒有，他的真名叫劉軍，他當時在北大開個人詩歌朗誦會，我也去聽，朗誦完了以後發現“嘩啦”一下，五六十個女孩子追着他走，結果我就追着五六十個女孩子走……我是個非常蹩腳的詩人，如果我寫詩成功了就不會放棄文學了。但現在回想起來，當個蹩腳的詩人特別的好，爲什麼呢？因爲終於發現自己不是那個料，所以纔有了新東方的今天啊！人啊，一方面，努力會使你進步，但更重要的是發現你的天分。後來我發現我的天分是做培訓。有時候，你喜歡的並不是你這輩子就能做成功的。比如說，我到今天還是很喜歡文學，但是我只把它當做我的業餘愛好，不能靠它謀生，如果我靠它謀生的話，現在可能就餓死了。 不管你是想創業，領導一個企業幹，還是未來想成爲一個政治家，還是想要在任何一個事業中取得成功，除了天分之外，還有很多重要的東西。如果沒有天分，那麼這些東西就更重要，它們是我們的韌性、耐心、耐力、持之以恆的精神。在我經過一些的事情以後，我發現持之以恆比天分還要重要，堅持到底就是勝利——當然，也有堅持了最終失敗的。 愛情與婚姻 男人沒有女人活不下去。當然，女人沒男人也活不下去。我發現女人的溫柔與男人的有出息，或者說成長，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說男人越成長，女人對你越溫柔。我老婆現在對我很溫柔。所以當你找到一個老婆對你很兇悍的時候，你自己也要反思一下，到底是老婆真的兇悍還是你自己沒出息。 我們經歷了起起伏伏的階段，我剛開始在北大當老師，她是大三的學生，不是我的學生，她算學妹，不是我的學生。在這邊順便講一下，在某些規矩上，美國比中國更加明確。比如說教授是不允許找自己教的學生的，他怕你寫論文作弊啊或者給一個高分數之類的。但是，我認識的幾個大學老師就找自己的學生結婚了，中國好像要更人性化一點。我當時處在到了25歲還沒有女朋友的焦慮狀態，因爲我肯定是一個正常的男人，這不用說了啊，滿北大追着女孩子跑。我老婆呢，後來是被我盯上了。我就在路上看，她長得還是比較漂亮的——畢竟你自己要看着順眼嘛。最後我就跟了三個月，找到一個機會跟她談了話。又過了幾個月，她覺得我這個人還不錯——就跟了我了。在大學的時候對我還挺溫柔的，我好像還有點高高在上的感覺。後來我發現，婚姻是一個絕對的分界線。結婚以前，愛情都是有點那種不真實的感覺的，愛情可以不計後果，但是結婚以後就會有很多現實的問題。有一句話說得好，“婚姻是愛情的墳墓”，絕對是的。但是你還不能不結婚，爲什麼呢？因爲如果你的愛情沒有墳墓的話，就死無葬身之地了！對不對？ 錢對於愛情和婚姻來說，也許是能夠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對於愛情和婚姻的美好和持久是不起作用的。我做過一個調研，有錢人的離婚率比沒錢人的高。沒錢的話，大家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反而能夠產生比較深刻的感情，而一旦有錢以後呢，就各自有主意了。 我結婚以後，因爲不成功，也沒錢，而且聯繫出國四年都沒有成——我老婆是1988年和我結婚的，眼巴巴地等我到1991年，等了四年的時間，我就是出不了國。我老婆覺得找了個挺沒有出息的男的，就開始變得兇悍的了，說話老有一些威脅性的元素在裏面——再不怎麼怎麼樣，我就和你怎麼怎麼樣！每次都把我嚇到半死不活。 當時我老婆對我高標準嚴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第一步努力就是拼命想出國，沒有成功，我就轉了個方向努力。第二個努力就是我必須要讓家裏有錢花，這樣我就可以使危機感更加往後延續一點，儘管當時我不覺得能夠解除這個危機感。當時有錢花的標誌其實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蘇的，我在長江邊上，她在海河邊上，所以都喜歡吃魚。我們兩個都是工薪階層，都是大學裏的普通老師，因爲沒有錢，我當時買魚就專門買死魚，因爲死魚只要兩塊錢一斤或一條什麼的，活魚就變成了六、七塊錢。我記得的一個轉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訓機構的課以後，開始是一二百塊錢一個月，後來就變成了六七百塊錢一個月。當時我老婆在中央音樂學院工作，我在北大，我們住在北大的宿舍裏面，所以她從中央音樂學院回來以後肯定不能給我做飯，晚上一般我就負責做飯。記得有一次回來以後，她發現魚湯是用活魚做的，就很開心。那天晚上好像就變成了我們生活的轉折點，從此以後她開始對我變得溫柔了，因爲能吃到活魚了。 後來一直做培訓班，到了1991年底，我就從北大出來了，先在別的培訓機構呆了兩年，到了1993年的時候辦了新東方。當時辦新東方沒想到會有今天這個規模，當時想的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賺夠自己自費的留學經費，再到國外去讀書，大概需要兩萬五千美元左右。兩萬五千美元在當時也挺厲害的了，接近二十萬人民幣了，所以我覺得要幹個兩三年。等到真開了新東方以後，學生就越來越多。我在1995年年底拿到了美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卻捨不得走了，就決定倒過來做。我決定留在中國，把新東方做大，覺得挺孤單的，就去美國走了一趟，把我覺得有才華的北大同班同學請了回來。
家人與哥們兒 我的創業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實際上是新東方的家族階段，第二個階段是新東方的合夥制階段。新東方總共經歷了四個階段的發展：個人和家族階段、合夥制階段、股份制改造階段以及國際上市階段。現在新東方是第四階段，因爲已經是美國的上市公司了。 第一個階段，剛開始實際上就是我一個人在幹。從北大出來了沒事幹，我就早上去貼廣告，下午坐在那兒等學生來，晚上到別的培訓機構去上課。後來慢慢學生就多起來了，我發現忙不過來，也沒錢請別人來幫忙，就跟我老婆說，你看我們現在自己辦學校好像沒有問題，你在中央音樂學院那麼辛苦，每天要騎自行車去上班，挺遠的，你就乾脆不做了，看你人長得又不算太難看，往前臺一坐，說不定能多招幾個學生呢，是吧？後來我老婆就真的從中央音樂學院辭職了，1992年辭的，和我一起幹到了1996年。她管行政、後勤、招生，我管上課和教師質量。在這個過程中，還插入了一些家族因素，我老婆的姐夫、我的姐夫都到新東方來工作了，雖然他們都很能幹，但這已經很明顯帶有家族傾向了。至於我媽，她倒是沒有參加過新東方的具體工作，她是覺得兒子在新東方能養活她了，就給我做飯來了。她這一來帶來兩個大問題：第一就是我們家就一間房子，我老媽和我們睡一間房，我跟我老婆晚上根本就沒有空間在一起，這是個大問題。大家知道，其實中國的婆媳關係是很麻煩的，我老媽個性比較強，我老婆個性也蠻強的，兩個個性強的女人在一起——大家應該知道是什麼結果了。所以總是有一種疙疙瘩瘩的感覺在裏面。第二，我老媽以前是農村婦女隊長，特別喜歡幹活，一看新東方地髒了沒人掃，她就要掃地。我想老太太要掃就掃吧，可是她掃着掃着就領着新東方的人在幹活了。老太太能很自動地就變成領導人——說實話，我身上有一點點我老媽的特點，能夠通過努力地幹活使自己變成一幫人的領導。老太太是我媽嘛，有時候會干預新東方的一些事務，後來新東方內部因爲我老媽弄出一些疙疙瘩瘩的矛盾。但是這在1996年以前不是什麼大矛盾，因爲那時候新東方本來就是一個家族，就是大家一起幹。到了第二個階段，就是從我1995年年底去美國到96年初我那幫哥們兒從國外回來，而且他們有很多是放棄了重要的職務回來的。比如說王強，在貝爾的實驗室工作工資接近8萬美金，跟我喝了兩天兩夜啤酒就糊里糊塗跟我回來了。 其實在大學的時候，我的同學都不認爲我很能忽悠。我在大學基本上沒有任何機會參加學生幹部活動，也沒有機會在公開場合講話，而且學習成績也挺差的。其實我給全班同學留下的印象就是俞敏洪是個特老實的人，也是個挺沒出息的人。其實這種印象留下來以後呢，給我後來到外國去找他們，帶來了一個良好的後果：第一，他們突然認識到，我們班當時最沒出息的那個人，沒有出成國，在中國賺的錢竟然比他們還要多！他們是這樣想的：像俞敏洪這樣的人在中國都能賺到錢，那我們回去還不發啦？第二個好處，就是他們覺得我是個挺老實的人，如果我說回去能做成功，那就一般能成功，我不是那種空口說白話、隨便瞎忽悠的人，因爲我在大學裏沒有給他們留下這個印象——他們沒有想到跟他們分離十年我已經徹底改變了，哈哈，從一個不會忽悠的已經變成了頂級忽悠專家了！當時他們沒有明白，等回來以後發現自己上當了。他們問我，他們的辦公室在哪裏，我說在違章建築裏。他們說他們的汽車在哪裏？我說總共就一輛天津大發。最後一人騎着一輛破自行車叮叮噹噹就開始上班了。當時我跟他們說發工資是沒戲的，但是我們新東方還有好多沒有開發的項目，當時只開發了一個託福項目，還有像國內考試、GRE項目、翻譯等等。我就給他們描繪了一幅美好的藍圖，後來他們就回來了。回來以後，我知道必須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把他們留下來。我要給他們開工資肯定是不行的，也沒有那麼多錢，我就說：“既然咱們是哥們，原來也沒有什麼上下級關係，現在新東方雖然表面上是我的，現在你們一塊兒來就是大家的了，所以咱就是把業務劃成版塊，執行鄧小平的‘包產到戶’政策。”這是什麼樣的政策呢？就是給你一塊地，你愛種不種，但是農民都會種的，因爲不種終究沒有糧食吃了。所以呢，農民就包產到戶，一直到今天種糧食還種得挺熱鬧。 當時新東方沒有股份化，我們也沒有想過要長期一直幹下去——只是希望通過新東方的平臺讓大家一起富起來，因爲他們當時回來也還很窮，當然也是爲了大家一種模糊的事業感。這樣，我們就開始一起演講，一起策劃新東方。大家一起幹完以後，把所有的成本付完了，把國家稅收付完了，該拿的錢全部拿走。我跟他們說了，我一分錢也不要，我要的就是大家天天在一起，大碗喝酒，大盤吃肉，然後再一起把新東方做好做大，以後我們回顧這一段人生的時候，確實感到痛快就可以了。其實從1996年開始，直到2000年，新東方急速發展，就是因爲有這樣的一股力量，一種做事情的豪氣和大方在裏面。 到了後來，大家知道，包產到戶嘛，小農經濟，這個結構等到大發展的時候肯定會出現問題的，但是當時沒有出問題。實際上，結構和你發展的現狀必須是配合的。如果說你的發展還沒有到達一個點上，你就開始想把最好的組織結構放進去，這就把你的發展機會給扼殺了。但是，當你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沒有組織結構來進行提升，也就死定了。他們回來的時候，新東方其實還很小，總收入一年纔有幾百萬，我要是給他們股份讓他們弄的話可能早就散架了——因爲一旦股份化，所有的職位都會正規化，然後誰拿多少工資，誰拿多少獎金，誰來幹什麼都是一定的，當時做不到這一點，而且不能激發大家的積極性。當時的目標也沒有像現在這樣複雜，當時的目標其實非常簡單：既然不出國了，就想辦法多賺點錢。他們回來其實也是這種想法，就是賺點錢，而且一幫哥們在一起也不容易，大學的友誼，隔了快十年了又聚到一起去了，所以大家都覺得做得挺開心。這個結構的好處就是新東方急劇發展，總共五六年的時間就從年收入幾百萬一下子衝到了幾千萬，這在當時已經非常厲害的了。害處就是後來引起了新東方內部的巨大矛盾。 我的這些大學朋友回來之後，帶來了很多新的思想，也給我帶來了原來意想不到的麻煩。他們進來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驅趕我的家族成員。這個讓我感到很痛苦，我想：這幫兔崽子，怎麼一來就要把我家裏人趕走呢？但是我也特別能夠理解，爲什麼呢？如果我和他們吵架——不管是因爲業務問題還是其它問題，我們都是平起平坐的，不管說話說到多麼兇，都是哥們兒，不會最後出問題的。但是我老婆在邊兒上不冷不熱地說上一句她認爲很平常的話，他們聽了以後可能就會覺得很受侮辱。我是習慣被侮辱了，我老婆說話是不是侮辱了我，我根本就聽不出來，但是他們不行。如果新東方想要做長久的話，不能有女人干政。但是我又怕我老婆，怎麼能讓她走呢？後來我就和我老婆說，你看咱們新東方未來要做大吧？她說是啊，這是我們的命根子啊。我就說，你看咱倆現在的能力，做大新東方有點力不從心。她說，倒也是。我說，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先出去讀書吧，提高能力。我老婆就說，那你先出去吧！我說不行啊，我先出去了，這一幫兔崽子心懷叵測在你身邊你哪受得了啊，對不對？不如放我先對付他們一陣子，你先出去讀書吧！也不知道我老婆是怎麼被我忽悠的，1997年底就真的跑到國外去讀書了。她出去讀了兩年書，我們這邊也差不多改造完了。她回來後說，我還能不能去新東方工作？我說你看我們現在這個結構，你回來好像不大合適，你先在國外工作兩年，學學東西方文化融合的本領吧。我老婆說，那就再呆兩年吧。然後過了兩年，我說，咱們會再要第二個孩子吧？她說，是啊。我說，那我們生完第二個孩子再回去吧。所以我老婆就給我們生了個兒子。 對付我老媽，我發現麻煩要大得多。我老媽當時在新東方做一些後勤工作了，她老人家平時說話就更沒有顧忌了——我媽經常說“老孃是新東方的媽”，哈哈……最後我也發現了一個問題：我的家族成員在新東方工作，新東方的其他一些管理者，當然不是我從國外回來的那些同學，而是土生土長的管理者，他們也把自己的家族成員弄進來了。我覺得不對頭，因爲這樣就形成了新東方一個家族一個家族的小版塊兒。我想讓他們這些家族成員走，但是我開不了口，爲什麼呢？因爲我想這個不公平啊，儘管說新東方是我創的，我可以說你的家族成員不能呆，但是我覺得這樣不是做事的方式。我發現這個事情如果不糾正的話，新東方就會形成一個個小團體，最後你想整頓會很難。但是要整頓就得從我做起，也就是說先把我的家族成員全部請走，於是我在朋友的支持下下了一個命令：在新東方只要家族相關的成員就不能呆。後來是執行了，先由我來做，這一段歷史比我做新東方任何一段都要艱難，原因我的家族成員除了我姐夫在新東方的書店當經理以外，其他基本都是掃地的。就是說，好不容易在這兒找了一份工作，沒有任何話語權，還不能在這兒幹。你想我是農村來的，農村有一大堆的村民，他們就會傳：俞敏洪這個人好狠心啊，人家好不容易能夠混口飯吃了，最後你又把人家趕回去，這讓人家沒法活了！還有，我老媽也必須被清除掉，因爲我老媽在新東方什麼都插手，也算是重要家族成員。而我從小就是那種我老媽一說話就“撲通”一聲跪下去的人，讓我清除老媽比讓我登上月亮還要難——一看到我老媽不高興我就會發抖的，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農村的這種教育方式，孝順是第一位的，而且我老媽也比較有個性。後來下了狠心了：清不動也得清啊！清完的結果是我老媽半年不允許我回家吃飯。 後來我發現，一個人如果堅定並且堅持了，最後還是會有結果的。我可以在我老媽面前跪下去，就是親戚朋友堅決不能再進來。大概用了幾個月的時間，這個事情做完了，新東方的其他管理者一看，俞敏洪動真格的了！結果，新東方下了一條行政命令：任何人，只要是在管理層面上的，直系親屬就不允許在新東方工作，如果一旦發現這種情況，連親屬帶管理者本人當天開除。後來新東方還真出現過這樣的情況，把自己親戚朋友、兄弟姐妹的名字改了一下，又放到另外的地方去，大家也不知道這是他的親戚朋友，後來被新東方查出來當天就開除了。這一關當時我沒過的話，絕對不會有新東方的今天了，絕對不可能上市的。 新東方發展中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隨着新東方的發展，原來的那種合夥制行不通了，需要發展新的組織結構。我當時和那幫哥們兒的股份還沒說清呢。而這一關呢，他們的眼光有一點超前，我的眼光有一點滯後，所以新東方有句話：一隻土鱉帶着一羣海龜在幹！包括今天，我原來的那幫哥們兒已經不在新東方的管理層了，現在新東方的高級管理層有九個人，六個是海外留學回來的，有兩個是純粹的外國人，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出國讀過書。所以新東方一直延續着一隻土鱉帶着一羣海龜在這乾的傳統。從2000年開始，新東方的結構出現大問題，整個過程我就不再詳細說了，也沒有什麼太多的意義。這其中的原因，就是股份沒說清楚。但是我也覺得就是到了這個時候，才能開始說清楚。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呢？就是每個人管的那一塊都做得很好，但是後來新東方新的業務版塊出現了，而且這些版塊大家料定了能夠做大。那麼這些版塊給誰做呢？就沒有辦法了。說給俞敏洪做，他們可能會說新東方整個品牌是我們一起創起來的，爲什麼這個版塊給你做呢？給王強做，也會說那憑什麼給你呢？對不對？說給小平，那也不行啊……但總得有一個辦法吧，大家就說，舊的先不動，新的版塊我們股份制吧。所以新東方就出現了很多股份不一致的股份公司，比如說用不同的股份搞圖書，搞電腦培訓……最後利益就相互扭着了，而且每個人還有一塊自留地在那兒拼命地幹，最後整個結構就不對了，大家也很迷茫，很痛苦，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俞敏洪這個人沒有領導才能，才導致我們今天這樣的結果。因爲我們不懂，就請外面的諮詢公司，諮詢公司說你們這樣是不行的，把所有的東西統統都合到一起，形成一個大的股份公司，最後你們就變成一個大型機構了。我覺得有道理，所以就把我們之前個人的東西再合起來，一些小股份公司再重組股份，全部揉在一起。怎麼揉呢？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誰佔多少股份的問題。我們關起門來討論了兩天，有了一個結果：新東方的原始股東，就是新東方參與創業的十一個人。然後十一個人就分配，當時諮詢的人說，俞敏洪你自己至少佔55%，否則這幫小股東每天跟你不開心，他們手裏有超過50%，一生氣就把你推翻掉了！當時我就說了一句話：如果我管新東方需要用我的股份控制權來管的話，我就不要新東方了，我要把新東方做大，一定是通過我的個人影響力和大家對我認可的地位。 這個我是有自信的，但我在北大上學的時候沒自信，是後來在北大當六年老師的時候開始產生了自信。其實本來我沒有想到自己會當老師，但是當了兩年以後發現自己還是挺受學生歡迎的，學生的眼神給了我自信。辦新東方的時候一開始我也是沒有自信的，因爲一開始我自己一個人糊弄嘛，也不需要一個人參加。結果到後來我那幫哥們回來的時候，新東方已經辦得挺好的了，我就對做事情又產生了自信。但是這個自信在那幫哥們回來以後就徹底被打掉了，因爲我做任何事情他們都罵我，他們要實在沒理由罵我就說我是個農民……（笑聲）這也是我沒有辦法的，畢竟他們在國外呆了很長時間，而我連國外的影子都沒看見過，除了去了一趟美國把他們請回來以外。所以我看到他們那些喝了洋墨水回來的人會害怕，總覺得他們肚子裏裝的東西都比自己要厲害、要新穎。後來慢慢發現，其實人的智慧和經驗是分在兩方面的，一個是實踐智慧，一個是理論智慧。我是實踐智慧多於理論智慧，我的理論智慧可以從其他人身上吸取，因爲我有一種勇於接受別人批評的態度。 成立了股份公司，股份是分完了，分完以後就出現一個問題：既然成立了公司而且公司要發展，當時我們也已經有諮詢公司了，如果我們好好做，新東方說不定以後會上市——儘管我們根本不知道上市是怎麼回事，但都知道上市就發了。一鼓動，大家就說好啊，就股份制了！分了以後，公司如果要發展，就需要有利潤的，但是大家想一想，前面新東方的結構是什麼？包產到戶，把所有的費用成本都弄完了以後，利潤全部拿走。現在要有利潤，就意味着現在不能拿走錢了。這就出現一個情況：突然發現個人沒收入了——原來我幹了一年以後能拿三十萬五十萬，怎麼現在我幹了一年才能拿十萬了？股份制不是發財的嘛，怎麼錢越來越少了？這是一。第二，大家發現，原來什麼東西都可以自己說話算數，現在不行了，爲什麼？有公司結構了。還有，原來我們這幫人是沒有上下級關係的，他們一直感覺俞敏洪是他們的下屬，因爲我上大學的時候他們都是我的班長、團支書甚至老師，怎麼公司一結構化就變成董事長了呢？而且還兼總裁。當然了，這還好說，因爲不管你怎麼沒出息都是新東方的創始人——他們說，你是新東方的father，我們是新東方的uncle。但還是出問題了，知識分子嘛，都要面子，原來是不分類的，現在就要有副總裁、常務副總裁和一般副總裁了，有第一副總裁還有第二副總裁……完了之後，工資也有區別，總裁的工資總比副總裁高吧。新東方很有意思，本來大家都是騎自行車叮叮噹噹上班，都還挺高興的，爲什麼呢？騎自行車就是爲自己幹嘛。新東方變股份公司的第二天，就進了11輛小轎車，一人一輛。有了車以後大家反而不幹活了，因爲不知道去哪兒幹活，幹了也不知道錢到誰的口袋裏去。大家雖然股份都佔到了，但是股份不等於錢啊，就覺得不行。後來想來想去覺得不對：雖然我們現在改造了，但好像上俞敏洪的當了，俞敏洪表面上在推動改革，實際上用股份把我們架空，然後把錢都裝進自己口袋裏了…… 實際上，我們是在沒有制度的情況下突然間就結構化了。那個時侯新東方有控制，但是不是像現在這麼現代化。也有人管着財務，但是那個財務人員是當時我招進來的。他們說，這個不行，誰知道背後俞敏洪得拿走多少錢，要求換財務人員，就換了。他們後來又覺得俞敏洪當總裁對新東方的發展起不到推動作用，因爲觀點確實太落後了，就說咱們讓俞敏洪下來吧。開董事會說下不下？我說可以啊，所以董事長就下來了，總裁下來了，後來連北京新東方學校的校長都不讓當了，我就變成了北京新東方學校的一個國外考試部主任兼國外考試部老師，天天揹着個破書包去上課。他們開總裁辦公會我進不去，因爲沒有職位……我當時還佔了45%的股份，但坦白地說我不想用那個權力——我當時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思路：我們吵歸吵，但誰都沒有傷害新東方業務這一塊的重大發展，也就是說我們的員工不知道我們吵成這樣，完全不知道。我下來就下來，但是我們要想辦法把新東方弄好行不行？我覺得我們這一幫哥們兒在一起不容易……最後我們這一幫人做得還是挺不錯的，大家都耐下心來，雖然也吵架也爭論，但最後慢慢的有了那麼一點點的融合。到2004年年底的時候，新東方的整改基本上結束了。從2002年到2004年，新東方的總裁和董事長都是別人在當，他們輪流當，輪流坐莊，一個人上去做了幾個月之後就說，這位子不是人坐的！就換了一個，換上去做了幾個月之後又說不是人做的……到了2004年底的時候，終於又回過頭來說，老俞啊，這個董事長和總裁，發現沒什麼意思，還是你回來當吧！我說，回來可以，但我們得有一個規矩了。我非常尊敬我這幫朋友，也特別怕他們，因爲他們一講話滔滔不絕，還全是引用西方思想之類的，我就特別自卑。我說，你看我們不容易，鬧了這麼多年還沒散，讓我上來也可以，但是爲了保持新東方的穩定發展，兩年之內不要再讓我下來了，好不好？ 大家在一起合作創業的時候，可以在裏面當着面指着鼻子罵，但一出那個門，大家說的全是好話。新東方就是這樣的，我們把辦公室的門一關，在裏面吵得死去活來，掀桌子……但一出去演講，同學們發現我們就是天衣無縫的哥兒們關係。因爲你當面把話說完了，背後就沒什麼好說的了，所以很少會在背後再去說壞話。這一點很重要，尤其是大家長久在一起的時候，一定要有這一點。 上市風波 新東方內部有一個特點，從來不使用股份投票。雖然現在是上市公司了，也很少用股份說話，而且我現在佔的股份比較少了。上市公司如果要通過股東大會表決的話，那管理層基本上也就完蛋了。但是，選取董事會成員要走這個形式。我算是從一個創始人變成了一個比較徹底的職業經理人，現在算是個打工的了，儘管在新東方還佔有股份，但是新東方的流通股已經佔到了百分之八十，這些股份就掌握在全世界各族人民的手中。 新東方自從經濟危機一來，一直是排在世界前十位的抗跌股份，一直到今天，特別穩定。當然這跟我們的努力有關，新東方的人都能講英文，哪個投資者打來電話，我們就哇啦哇啦講一通，然後想賣股票的聽我們一說就暈了，不賣了。 而且新東方還有一個好處：學生都是先付學費再來上課，不會出現現金斷流的現象，也就不會出現倒閉的現象。有這麼一個基礎在這兒，股東們覺得很踏實，而且他們發現我身體比較健康，所以也比較放心。這個特別重要，一個老總的身體如果出問題了，股票常常掉一倍。 後來新東方的結構改造完成了，雖然大家前幾年拿的錢不如個體戶拿得多，但是外面來的對新東方的定價是有價值的。當時新東方內部人員什麼都不懂，我們就決定吸引外面懂行的人來，把股份出讓一部分。我們找啊找，最後在2002年的時候，找到了一家養豬的上市公司。這個老總還挺懂企業經營的，從一頭豬養到六十萬頭豬。當時，我們新東方開的價格很低，內部定價是百分之一的是一百萬，百分之十就是一千萬，等於新東方就值一億個人民幣。我們還說外面的人進來我們要加點價，就加到了一千六百萬，給他百分之十。那個老總還很高興——“新東方名氣很大，一千六百萬佔百分之十，我幹了！”拎着現金就過來了。過來以後，他說這個錢給你們之前我要參加你們的董事會，看看你們董事會是怎麼議事決策的。結果我們董事會從早上八點開到晚上十二點半，講的只有兩個議題：人生和哲學是怎麼回事。這個養豬戶就懵了——新東方的董事會怎麼是這麼開的，這個錢給你們還不泡湯了！接着就拎着錢跑了。 後來到了2003年，有一個個人投資者又提出要投資新東方。我們說我們漲價了，不能那麼便宜了，我們百分之十應該要兩千五百萬人民幣了。人家說兩千五百萬人民幣沒問題啊，接着也來開了一個董事會，那個人懂黑格爾和尼采，但是後來他說你們爲什麼不講亞里士多德？這個不是一回事啊，你們怎麼把商業經營跟文學、感情糾葛、弗洛伊德、潛意識都放在一起了！然後他們就開始用潛意識分析俞敏洪這個人心地本身是多麼的不善良之類的，把那個個人投資者聽火了，最後走了。 到了第三年，也就是2004年，新東方遇到了一個很大的風險。我們兩次融資都泡湯了，我們就不懂，爲什麼外界不懂我們這些崇高的人呢？到了第三年，來了一羣某個中國證券公司的人。我們又漲價了，要一個億給百分之十五。他們就扔進來了，他們說新東方要上市。我說好啊。他們說要上市的最佳方式就是買殼上市。我不懂什麼是買殼上市，他們說買殼上市就是把你的公司放進一個已經上市的很糟的公司上，然後清理這個公司，你的公司就變成了上市公司。我就問變成上市公司有什麼好處呢？他們說可以賺錢了。那買殼上市之後我的股份到了這個殼公司之後能賣嗎？他們說，因爲中國有法人股，還不能賣。那我難道一分錢也拿不回來？他們說可以增發。我就問增發批起來容易嗎？他們說可以批，排隊，批起來要兩三年。我聽說很多殼公司裏面都很爛，進去以後都出不來。中國最早的軟件公司科利華，把自己裝到了阿城鋼鐵這樣一個殼公司去，他們公司的老總還跟我說這個上市公司好啊，你看我現在都敢吃魚翅了……過了一年，我發現那個公司就被殼公司吃掉了。我問他們：你們給我一個億買殼上市，這個股份還要降低，你們靠什麼賺錢啊？他們說：我們就是出於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熱愛，幫你一把。我一聽，這個話不對頭啊！後來打聽了一下，發現這個殼公司的二級股票都被他們買完了，就是說這個公司在市場上流通的股票都被他們買完了。比如說一塊錢人民幣，他們買了幾千萬股。買了以後如果把一個好的優質公司往殼裏一裝，那個公司的股票一下子就變成10塊錢、20塊錢一股了，這樣他們一出手，10倍的錢就賺回來了。他們給新東方1億，他們在外面能能賺10個億、20個億，然後新東方是死是活就可以不管了。我研究到這一步，就告訴他們：新東方決不能買殼上市，要上我們就要有點耐心，我們慢慢一步一步研究在中國、在國際怎麼上市。不管他們怎麼忽悠，我一直堅持，沒有搞懂的事，決不會邁出步伐。這些人自己也沒錢，是向銀行貸款一個億給了新東方，到了年底，貸款期限到了，他們就要把錢收回去。但是，按照合同，這個錢是不能拿回的，因爲都已經變成了新東方的錢了。他們說，你看俞老師你也是個好人，既然不想買殼上市，就把錢給我們吧。按照合同要扣1500萬，他們就問能不能不扣。我說我也不缺你們的這個錢，就都拿走吧。他們拿走了，過了一個禮拜，他們老總又打電話說，你看那個利息能不能也給我們。我又把利息打給他們了。後來我發現，新東方真的做了一件好事：第二年三月份，那個公司就出事了。我出了一身冷汗，因爲他們的賬本有新東方的股份，檢察院跑到新東方來調查是怎麼回事，我們把所有的證據給他們看，說這個事情已經了斷了，這才救了新東方一命。 從此以後，我們就不敢再接受中國人的錢了。在某種意義上，國際資本好得多。外國公司也有騙人的，但是我們要做就找第一流的名聲好的公司做。後來新東方碰到了老虎基金。因爲老虎基金的主任是我在北大的學生，而且是個女的。我這個人一碰到女的，就一點轍也沒有。但更重要的是，因爲是自己的學生，所以她能跟你講知根知底的東西。她對我也非常信任，因爲她從學生開始到後來出國上託福班都是我教的。她就說，俞老師，我對新東方不瞭解，但是對你很瞭解，知道你是一個很好的人，所以新東方10%值多少錢，我們就給多少錢。當然，我們不能開天價，我們開了3000萬美金。這3000萬美金第二個星期就打到新東方賬戶下，新東方從此就開始了國際化的運作過程。先進錢，後審計。後來新東方上市以後，他們賺了幾億多美金。這就是新東方整體的融資故事。 在上市過程中，我有一個前提，從做新東方開始我就知道，我自己怎麼樣沒關係，但是新東方最好不要倒下去或者是不發展，因爲它是從第一個學生做起來的，我對它真是充滿了感情。所以任何對新東方有危險的事情，我就會特別的謹慎小心，一直到今天爲止還是這樣。 另外，從新東方上市起，我就沒認真看過新東方的股價。我認爲新東方的股價跟我是沒有關係的，除非哪天我想賣自己的股票了。因爲股票掉到1塊錢最後又漲到100塊錢，對我來說是一點損失都沒有的。所以整天關注股價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現在新東方的市場價格是六十多美元一股，市場價格要換成現金纔是錢，不換成現金就算起起落落，對新東方的發展也沒有什麼影響。 聚財爲散 因爲現在新東方上市了，媒體到處在報道：俞敏洪現在是最富有的老師，這個實際上是挺危險的，我當時就賣了一點股份捐了一點錢。我本身是農村的，對錢不是很貪，但錢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想辦法賺錢。爲什麼呢？錢越多肯定是越好——先不論錢的目的——因爲這個世界上你首先要學會養活自己，你就要有錢，你不能靠要飯，對吧？要飯對我們來說並不是最合適的生活方式。你有了更多的錢，你要結婚，要養父母，這是一種榮耀，因爲你能生存，你父母安心了，他們絕對能多活很多年。再說呢，你潛移默化就可以爲社會做貢獻。比如說你賺錢必然要繳稅，繳稅就是通過社會平衡機制在資助貧困的人或是提供國家所需要的資金來源。你再做大了，我跟新東方的員工講的特別清楚，而且這也是我真心相信的，新東方不是因爲到美國去上市了，而是因爲新東方現在總共有9000多位老師和員工，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家庭，這就意味着穩定9000多個家庭的生活的經濟來源。也就是說你做大的時候，你會在無形中幫助很多人，這個對你來說也是很值得的。當你真有錢的時候，你纔會籌劃怎麼用你的錢，錢怎麼用，都是拉動消費的行爲，我的朋友中有的企業家買飛機了，有的企業家買遊艇了，有的企業家買別墅了……這也是不同的用法吧。這也無可厚非，因爲這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賺出來的錢。對我來說，首先，我自己的家庭生活和讀書生活很重要。我有錢，要買書，但我現在的錢買書都買不完了。還要有一個舒適的房子，我現在在中國還沒有買大房子，不是不買也不是過於節省，是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以後呢，還要留下孩子上學的錢——我會想哪些錢是留給自己花的，哪些錢是留給孩子的——萬一孩子以後變傻了呢？父母總是會這樣想的。 人一定要爲自己留下一點感覺。我希望新東方的股價漲了之後，我能拿到錢，把這些錢捐給一個專門建造私立大學的慈善基金，這樣這些錢就可以在中國建一個私立大學——當然這個私立大學不會用我的名字來命名。我不想在中國造一個很大的大學，新東方現在在北京附近徵了500畝地，加上建築要花掉幾億人民幣。合格之後，教育部會給你發一個招收本科學生的文憑。我不想把這個學校做大，每一屆學生只招收一千人，這樣一個校園有四千人就可以了。因爲我來自於農村地區，所以我的目標是四千個學生，有50%來自農村地區。我現在也在動員一些企業家：你們願不願意一起來支持大學的建設？有不少企業家也表示願意，因爲很多企業家都是還沒有生命目標的人，就是不知道他們的錢怎麼辦的人。我已經知道了，我把錢投資造校園，成立一個學生獎學金基金，像哈佛大學的基金一樣。哈佛大學也是從幾萬美元開始，現在變成360億美元的，不過今年又變成了200億美元，虧了120億。如果這樣，這筆錢就可以資助大部分農村地區來的孩子，讓他們把學上完。 我發現，生命的路還有很長，一個人一生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經常會有奇蹟發生——楊振寧82歲還結婚了。所以說如果老天再借給我40年的時間——有一首歌叫做“向天再借五百年”，五百年當然是不可能的，老天再借給我40年時間，我想我的這個大學能成爲中國大學中質量相對不錯的一所大學。 我認爲中國將來應該會有真正的私立大學教學體系的，而不僅僅有清華北大這樣優秀的公立大學存在。假如說我能奠定這樣一個學校的發展基礎，等到我死了以後，這個學校還有人在經營，並且這個人希望把這個學校做成斯坦福或者是哈佛那樣，這個事情就有希望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不是我一個人的，而是一代一代的努力。相信我們的私立學校也能打造成“中國的哈佛”、“中國的斯坦福”。 人活一輩子，重要的是你活着的時候你做的事情對你自己來說是快樂的，最好是對社會有意義的，至少是對社會無害的，這樣就可以了。現在我可以飛到全國各地去做演講，做新東方。但是我總有老去的一天，當我有一天老得動不了但還活着嘴巴能動的時候，我可以坐在自己的大學禮堂裏，將自己的生命故事講給別人。這是一個自私的想法，同時又是不自私的。 也就說，你總得對錢的用處有籌劃。我儘量保持開支節約，但我也學會了一些稍微奢侈的生活方式。比如說我喜歡滑雪，滑一次雪要花幾百塊錢，很多人都得想一想，我就不用想了。我先是學會了雙板，接着又學單板，我的單板也滑得比較出色。對我來說，這就是生命張揚的感覺。 總而言之，人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種心情。擡頭看月，低頭聽風，這是一種心情；銅琶鐵板，馳騁江山，這也是一種心情；孤獨生活，認真讀書，這也算是一種心情……人有很多心情，但有一點核心是，你自己活得快樂，你自己覺得這樣做對你有意義，我覺得這就可以了。這不是說大話，這是我的真心話。這個道理很簡單：新東方肯定有倒的時候，肯定有不濟的時候，因爲進入了商業社會，必然就會有收入下降或者是業績不漲的時候——資本家就是這麼一羣人，只要看到有錢賺的時候他必然過來，沒錢賺的時候當天就能把你拋棄,他們的身體裏是沒有眼淚的，只有在他們丟錢的時候，纔會感到難過。所以我對新東方的高級管理人員說了，我們爲自己而做，我們要爲自己鼓掌，因爲我們知道每一次努力背後的辛酸，我們也知道每一次努力背後留下了讓我們自己感動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