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主流所認同和接受

　　大凡一個人物成功之後，大家都去看上帝，卻忘了耶穌還有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當某人已經成功到你都知道了（他正好住你家隔壁的除外），那你看到的東西基本上也學不到了。名人傳記最害人的地方，就是把成功之後的輝煌事蹟一條不漏地大書特書，好像羅馬真是一天建成的。

　　華爲的創始人任正非是大家熟悉的人物，這樣一位天王級人物，當然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這裏我要說的，不是現在的任正非，而是早年的他。

　　任正非的父母都是鄉村教師。抗戰時期，任爸爸在某國民黨軍工廠做會計，業餘時間與幾個朋友開了一個書店賣革命書籍，又組織一個“七七”讀書會。這段歷史，是任爸爸文革中受磨難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國民黨的軍工廠，而又積極宣傳抗日，同意共產黨的觀點，而又沒有與共產黨地下組織聯繫。爲什麼？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點。在文革時期，這怎麼能解釋得清楚。任爸爸爲此受盡折磨。

　　在《我的父親母親》這篇文章中，任正非說：“父母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要融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取得信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向黨交心，他們思想改造的困難程度要比別人大得多，所受的內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們把一生任何一個細節都寫得極其詳盡，希望組織審查。可在‘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運動中，父親還是被揪出來，最早被關進牛棚。”

　　因爲受任爸爸受審的影響，哪一派也不批准任正非參加紅衛兵。任正非參軍入伍後，也是因爲父親問題，一直沒有通過入黨申請，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臺，任正非一下子成了獎勵“暴發戶”。“文革”中，無論他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獎的機會均與他無緣。在他領導的集體中，戰士們立三等功、二等功、集體二等功，幾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惟有他這個領導者，從未受過嘉獎。粉碎“四人幫”以後，情況翻了個個兒，因爲他兩次填補過國家空白，又有技術發明創造，合乎那時的時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標兵、功臣……”，部隊與地方的獎勵排山倒海式地壓過來。

　　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在部隊黨委的直接關懷下，未等任爸爸平反，就直接去外調查清任爸爸的歷史，否定了一些不實之詞，並把他們的調查結論，寄給任爸爸所在的地方組織。任正非終於入了黨。後來又出席了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任爸爸也在粉碎“四人幫”後不久平反。由於那時百廢待興，黨組織需要儘快恢復一些重點中學，提高高考的升學率，讓他去做了校長。

　　以上這些，任正非在《我的父親母親》中都有詳細描述。文章中任正非並沒有直接表達出他的處世觀，他只說了一句：“文革讓他在政治上成熟起來。”事實上，父母的遭遇，對任正非有着非常大的影響。當他看着忠實於事業和黨的父母僅僅因爲家庭出身，始終不能爲社會主流所接受，即使比別人多做幾倍的工作也無濟於事，當風暴來臨也是第一個受難者的時候，他明白了一個道理：一定要爲社會主流所認可，否則註定一事無成。所以他參軍，要把身上的顏色染紅。在軍隊他做了那麼多事，沒有任何獎勵，他能接受，在他心目中，入黨比任何獎勵都重要。因爲能入黨，就不僅是被主流所認可，也爲主流所接納。這方面，任正非做得相當出色。文革結束之前，他已經做到幹部級別，以他的出身，相信非常不容易。他父親的迅速平反，跟他入黨有莫大關係。1976年之前，無論他工作多麼努力，多麼出色，榮譽與他無緣。而1976年之後他的際遇一下從地下到天上，爲什麼？僅僅是主流潮向變了。主流的力量就是這樣的強大，幾乎沒有個人可以抗拒得了。善良的人們往往會說“歷史最終會是公正的”，但不要忘記“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對某人某事的評價，永遠折射着當代的主流意見。更何況，能被歷史所記載、所書寫的人物與事蹟，畢竟只佔少數。

　　也許任正非的經歷比較極端，反差太大。但人在職場，乃至於人在社會，千萬要記住，無論你如何定位自已，也無論你設定了怎樣的目標，只要你希望有所成就，就一定要爲主流所認同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