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不忘國潛夫憂天下

　　對於秦漢時期中華人才之格局，有一句名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這個“關”指的是函谷關（今河南靈寶一帶），意爲函谷關以東，包括中原、華北、華東等地，民風好文，盛產宰相一類的高級文官；函谷關以西，包括關中、西北等地，民風尚武，多有縱橫沙場的名將涌現。
　　
　　這句名言其實不太準確。
　　
　　或者說，到了秦漢時期的後期——東漢王朝，已不符合現實。“出將”的關西也出了許多名儒碩學，以其精神世界的力量，震爍幹古
　　
　　王符就是其中之一。
　　
　　說王符，先要說說他的故鄉。其故鄉，今屬於甘肅省慶陽市鎮原縣。
　　
　　夏商時期，諸多部落就居住於此。建立了西周王朝的周部落，即爲其中之一。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崛起於西北地區的秦國與這片土地上的遊牧民族展開了長期的較量，最終將其收入囊中，劃爲北地郡的一部分。西漢時期，從北地郡分出來一個安定郡，最初下轄12縣，其中有一個臨涇縣，就是王符的故鄉。
　　
　　到東漢時期，臨涇縣仍屬於安定郡，行政區劃上與西漢時期相比並無多少變化，但在形勢上卻大爲不同。
　　
　　東漢也是中華歷史上強盛的大一統王朝，但遜色西漢幾分，比如在經營西域一事上，東漢消極退守，與西漢的主動開拓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消極退守政策的影響下，原本因爲地處西域而繁榮的臨涇縣，轉而成了不穩定的邊疆地帶，處於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激烈碰撞中，由此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立足於實用又遵循傳統，並充滿對未來的危機感。那裏的讀書人不可能像中原等地的同類一樣優哉遊哉，而是時常經歷戰亂與殺戮，他們對於王朝的危機有着更加深刻的體會與認識。
　　
　　比如王符。
　　
　　歷史上的王符，其身份是一個隱士。
　　
　　當然，他最初的人生理想不是做一個隱士，而是如那個時代絕大多數讀書人一般，學而優則仕，修身齊家之後，要去治國平天下。
　　
　　他大約出生於公元85年，其時東漢王朝已立國60年，第三代皇帝漢章帝統治天下，表面上還維持着強盛興旺的局面，實則已是內部腐朽，暗伏危機。到王符成年時，東漢王朝已陷入動盪，各路政治勢力展開了激烈的較量。
　　
　　也就是在此時，西北地區邊患加劇，成了東漢王朝流血不止的一道傷口，王符的故鄉自然未能倖免。
　　
　　他在這個時候踏上了遊學之路。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秦漢的讀書人，有成年之後遠遊四方的傳統，而這個傳統之所以存在，主要還是與仕途有關——在遊學過程中，認識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那很好；若能通過人際關係網絡，爲達官貴人、公卿王侯乃至皇帝所知曉，就更好了。畢竟，當時的人才選拔制度是察舉制，即由官員推薦，而非後來的科舉考試。
　　
　　王符有三次外出遊學的經歷，先後去了都城洛陽兩次，去了長安一次。在遊學過程中，他認識了一些友人，其中有後來的名儒馬融，在天文、機械等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張衡，以及書法大家崔瑗等。
　　
　　這些友人後來都入朝爲官，且個個都有不凡的家世背景。比如，馬融出身於東漢王朝的貴族，張衡是開國名臣之後……
　　
　　他們就沒有動用—下自己強大的人脈關係，推薦—下王符？
　　
　　沒有。
　　
　　沒有推薦卻並非因爲瞧不上王符，王符的才學是令他們深爲折服的。導致王符未能通過這些友人被察舉制選上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他適應不了已十分渾濁的官場生態，二是他的家世背景太卑微。
　　
　　西北地區也有大家族，但其影響力明顯不及中原等地的名門。王符的家庭至多算是西北地區的中等人家，且他還是庶出之子——母親是妾室而非正妻，在那個時代，這種身份無論在家族中還是在社會上都飽受歧視。
　　
　　即便馬融等友人將王符推薦上去了，他還是會因爲卑微的家世被刷下來。
　　
　　而他在成長過程中，早就經受了許多不公的對待，又不甘屈服，因此有“獨耿介不同於俗”之名——特立獨行，不隨波逐流。
　　
　　這也註定了他難以出仕，做不了官。
　　
　　做不了官就不做，那個時代的讀書人，也未必只有做官一條路可走。在王符之前，便有許多“獨耿介不同於俗”者選擇隱居山野著書立說，以文章來寄託自己“治國平天下”的抱負。
　　
　　王符前後寫了30餘篇文章，並以“潛夫”自號，後世編爲一書，稱之爲《潛夫論》。全書分10卷，涵蓋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內容繁多，卻又有一以貫之的基礎理論存在。
　　
　　這個基礎理論是王符之所以能在後世乃至今天影響深遠的主要原因。
　　
　　那就是民心。
　　
　　民心，也就是民意，是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對於統治者的好惡。在王符之前已有許多思想家提出民心爲上，並由此形成最初的民本思想，如老子、孟子、墨子等。
　　
　　但這種民本思想並未在秦漢時期發展成爲官方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秦漢時期的官方意識形態，確切地說是“天命君權”，即皇帝的權力來自天命所授，他只對天命負責。皇帝要是好好幹，上天就會保佑他，保佑他的王朝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四方安泰；皇帝要是不好好幹，做昏君、暴君，上天就會懲罰他，降下各種災禍。
　　
　　“天命君權”之說讓皇帝的位置具有神聖的合法性，其他人等不敢覬覦。天命所歸，只歸在皇帝頭上。
　　
　　至於天命到底是什麼，那根本不重要。
　　
　　換句話說，皇帝也知道天命根本不存在，這只是用來確保皇位穩定的一種說法而已。
　　
　　看上去，天命約束着皇帝，實際上，皇帝毫無約束。
　　
　　這層窗戶紙在西漢末年被王莽捅穿了。這位學問高深的陰謀家將這套理論化爲己用，將自己宣傳爲新的天命所歸者，進而篡奪了政權，引發天下大亂。
　　
　　這種理論當然是靠不住的。
　　
　　王符一眼洞穿其中的漏洞，對原有的君權理論進行革新，發展出一種天、君、民三位一體的新學說。
　　
　　在此學說中，君權依然是天命所授，但天命之力量又是來自民心所聚，“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由此形成一種制衡體系：皇帝統治百姓，百姓決定天命，天命授權皇帝。
　　
　　如果認爲王符只是這樣泛泛而談，那就太小看他了。
　　
　　他爲此準備了一套哲學理論——元氣論。
　　
　　此理論認爲，天地都源自一團“氣”，“氣”又分陰陽，陰陽平衡而生“和氣”，“和氣”生人。人雖自帶一團“和氣”，但這個“和氣”又會隨着人的變化而變化：如果心情愉快，那麼就越來越強，一身正氣；如果心情不快，那就越來越弱，並被“乖戾之氣”取代。
　　
　　“天命君權”中的天命不知道從哪兒來，王符所說的天命，則是根植於人間，與每個人身上的“氣”相關。皇帝只有一個，達官貴人等統治階級也是少數，老百姓則是絕大多數。若皇帝施政有方，老百姓過得安穩快樂，則人間一團和氣，天命自然良好；老百姓要是遇上暴君苛政，心懷怨憤，“乖戾之氣”越來越多，那天命便會展現出狂暴的一面，要降下大災，那皇帝的天下就要分崩離析了“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突，則國危矣。”
　　
　　王符完成了對秦漢時期官方意識形態的理論革新，而當時東漢王朝已經出現了意識形態上的危機，只可惜王符作爲一個“潛夫”，在那個昏暗的時代，他的理論根本沒有被當權者採納的可能。
　　
　　四
　　
　　王符於公元163年離世，當時東漢王朝已內外交困，黎民百姓多受疾苦，身懷“乖戾之氣”。幾十年後，羣雄並起，三國亂世降臨了。
　　
　　亂世之中，沒有人在乎天命，也沒有人在乎民心。
　　
　　直到數百年後的隋唐時期，那些憂心天下的仁人志士，才從塵封的歷史中發現了王符的《潛夫論》，歎服於其天、君、民三位一體的學說。
　　
　　作爲唐朝晚期的學者與政治家，韓愈極爲推崇王符，將其與東漢時期另外兩位思想大家王充、仲長統並列，稱爲“後漢三賢”。
　　
　　這種推崇顯然與韓愈個人在政治、學術上的主張相關。他所處的時代，唐朝已步入衰亡之路，天下動亂難安，需要匡時救世的學說與理論，需要仁人志士起來振臂高呼。而韓愈便是這樣的人，他“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致力於恢復兩漢時期的治學傳統，以質樸實用取代浮華虛無。
　　
　　也就是像王符那樣。
　　
　　由於韓愈的巨大影響力，經他宣傳後，王符在讀書人中的影響力迅速擴大。北宋時期，學者們開始對王符的《潛夫論》進行整理、校勘，今天所能見到的《潛夫論》版本，基本上都源於此。
　　
　　值得一提的是，王符的《潛夫論》不僅流傳於中華，還流傳到了同屬於儒家文化圈的日本、朝鮮等國，其中日本早在韓愈的時代，便有《潛夫論》傳入。
　　
　　今天，王符被看作中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甘肅鎮原精神的代表。他在1800多年前的著述，跨越時空，仍舊充滿思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