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名人名言

名人名言分享

重塑中國文化精神，必須釐清中國文化起源，而文化起源的追溯，則必須從上古神話開始。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民族憤青，他們總是會產生虛妄的強大感，卻又隨時可能泡沫般幻滅。

一大堆泡沫都浮在水面上，而有價值的，沉重的東西，它就沉在河底，你看不見它，甚至被淤泥所埋沒，只有歲月讓河槽乾涸了，考古學家把他們發現出來。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文學的命運。

復古就是對現實的不滿，任何的對於過去的回憶都是出於對當下的現實生活的不滿。

“正確的”知識和觀點，從來就不是學習、爭論和自行分析的結果，而是至上而下強行灌輸的產物。這種思想專制傳統，令中國人習慣於統一的思想和聲音，無法接納多元化的意見格局，也從未學會容忍不同觀點，更不懂得如何展開以尊重對方爲前提的理性爭論。

政府不可能被民衆罵倒，但它卻會被自己的醜行所拌倒。不要埋怨公知和百姓，也不要爭議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而是要學會自我反省和檢討，並不斷矯治正在腐化的官僚政治。沒有公正的行政體系和正義的文官風格，就不會有良善守法的民衆。如果弄不清這個因果邏輯，就不會有清廉的政治文明，也不會有“中國夢”的兌現時刻。

若公衆批評不能推進工作的改進，便只能令管理者的誠信/公共形象危機更加深重，這纔是真正危險的“負能量”，它正在成爲中國改革的最大障礙。

民衆不是傻瓜，他們只能被暫時愚弄，卻不能被永久矇蔽。所謂“斷開網線”才能改變命運的說法，只能暴露出對網絡民智的恐懼和敵意。

在互聯網和民粹主義的時代，公知的地位受損是合乎邏輯的。其原因是：第一，公知和僞公知彼此混雜，令人雌雄難辨;第二，即便是真公知，也很容易在利益誘惑下蛻變，喪失獨立立場，成爲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第三，在反精英的民粹主義思潮中，公知的羣體往往會成爲被批評和鄙夷的對象;第四，公知是尋常人，而並非聖賢，公知也會犯錯，有時甚至犯低級錯誤，這種錯誤在互聯網上被放大之後，就成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在“一切都在變壞”的時代，面對生存環境的“總體性危機”，公知和民衆都失去了耐心，爲存在的焦慮所困，但它不應當成爲一種文化常態。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民族憤青，他們總是會產生虛妄的強大感，卻又隨時可能泡沫般幻滅。民族憤青是最缺乏文化安全感的羣體。

在當下的文化闡釋風潮裏，易中天似乎更注重說書的獨特性，而於丹則更注重上鏡的表演性。爲了贏得普遍的掌聲，于丹正在努力成爲一個優秀的演員。

詩歌也許會消亡，但是詩意卻將在人間長存。

文學正在像蛇一樣蛻變，它失去了古老的軀殼，卻利用新媒體，以影視、遊戲甚至短信的方式重生。

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維閱讀上的傳統文學，在經歷了數千年的興盛期之後，註定要在21世紀走向衰敗。這是新媒體時代的必然後果。

中國文學從這個文學到那個文學，又是傷痕、又是知青、又是先鋒派、又是新寫實，看上去很熱鬧，卻沒有完成作家的主體性人格的建構。作家不是成爲政治工具，就是淪爲商業門下的走狗。這種兩極搖擺的現象，我稱之爲“蹺蹺板效應”。什麼時候能走下蹺蹺板，成爲真正獨立的作家，中國文學就有重生的希望。

文學是一種孤獨的事業，寫作過程應該是相對封閉的。只有極少數人能夠跳出這種限定性。假如你每天寫一大段擱網上，然後有許多人跟帖對此說長論短，逼迫你根據衆人的指點再做調整，以適應他們的口味。這種“雙向寫作”的結果，只能是作家喪失主體性，而淪爲媚衆的寫作機器。

不存在所謂先鋒的“可持續性發展”。只有偉大的先鋒，卻沒有永恆的先鋒。對於個人，只要曾經先鋒過，這就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先鋒是一種偉大的品質，但沒有人能永遠(畢生)佔有這個頭銜。

“自由”是我們的基本權利，這個權利如果不被捍衛的話，任何文化先鋒都是無法存在。

在年輕時代，我曾經是激進的先鋒，這很自然，隨着年齡的增長，我自身的激進和前衝的色彩正在變淡，這也非常自然。如果一個人到了八十歲還很狂熱，這是很可笑的。我也不能老是扛着前衝的旗幟，走到人生的末路，那樣會累死的。

在先鋒被市場和秩序收購的同時，先鋒就退化成了一種姿態。這種姿態本身是無害的，所以能夠成爲資產階級客廳裏的消費品。

當下的中國文學，已經喪失了先鋒性生成的基本生態，甚至連現實批判和底層關注的立場，也只有北村和閻連柯等少數幾個作家在孤立地堅守。這是文學乃至整個漢語體系發生大衰退的時代。我們不幸生長在這個時代，並且註定要爲它的衰敗守靈。

言情類小說原先還崇尚張愛玲式的小資筆法,現在全變成了大白話,跟《故事會》差不多,離文學越來越遠。把這樣的東西稱之爲文學,是對文學的不恭。

山寨文化是後威權社會的必然產物，是民衆獲得話語權之後的一種社會解構運動，旨在顛覆文化威權的中心地位。山寨版春晚是這方面的範例。它表達了民衆對央視的輕蔑和挑戰，並營造着一種更爲多元的文化格局。在經歷了漫長的威權主義時代之後，這種挑戰正在成爲轉型中國的社會常態。

“中國製造”在經歷改革開放30年之後，繼續在低檔、廉價和劣質的層級徘徊，滿足於沒有獨立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意的大規模仿造，由此跌入全球經濟鏈的最低端。我們至今還在這個煉獄裏輾轉掙扎。

山寨產品盛行的背後，潛藏着“後發國家”的歷史性怨恨。

文學沒有英雄，但卻有自己的好漢。

中國社會的文化病態，它利用市場和廣告曲誘導讀者，去閱讀那些沒有營養甚至有毒的精神讀物，而不是訓練他們學習古典文本，並克服閱讀障礙。這樣做的結果，只能令世人與傳統日益疏遠，而淪爲商業淺閱讀的囚徒。

互聯網只是發佈平臺，而不是寫作聖地。

長篇小說的互聯網寫作(寫一段發佈一段)方式，只能令寫作被讀者的意志所支配，而令作者喪失主體性。而沒有主體性的文學，只能加速自身衰敗的進程。

我常犯錯誤，知道自己的罩門所在，而且30至40歲之後，便在經歷一個緩慢的衰退和下降過程。

中國特色的.微博，是一個功能複雜的容器，它既是批評時弊和推動進步的公共對話平臺，也是公共廁所和心理治療室，所以，大量出現“腦殘”言論是正常的。

中國教育的關鍵問題，首先是弄錯了教育目標：它要培養的究竟是順從的小乖，還是獨立、完整、健康的人格?其次是弄錯了培養手段：它要用“應試教育”來培養聽命於“標準答案”的傻瓜，還是要通過質疑、挑戰和批判性思維來塑造創造性人才?

大多數日常消費品仍處於低級模仿階段，文化消費品更是如此，我們至今還滯留在向世界推銷“孔子”的原始階段。

文化批評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職業，它需要專業技術和技巧。在這個意義上，文化批評家就是文化行業的鑑定師，其工作範圍是對各種文化事件和“產品”做出準確的研判。

我內心有一個烏托邦夢想，即人類是一體化的，它擁有一個超越民族和國家的普世宗教，有一個共同的最高神，同時也擁有共同的價值觀，但又各自擁有自己獨特而美麗的語言、風俗和藝術。正是這種烏托邦想象在推動我的寫作。

面對腐bai和不公正的現狀，仇恨是可以理解的。仇恨爲社會批判提供了強大能量。但僅有仇恨是遠遠不夠的，一個精神健康的社會，應當是魯迅先生和冰心女士的組合體。這就意味着我們不僅要向魯迅學習批判精神，也要向冰心學習博愛，而在終極的意義上，愛才是支撐社會生長的偉大支柱。

中國人把粗鄙當豪情，把無知當樸素，把暴力當革命，把失禮當率真，把低俗當可愛，把仇恨當愛國，又把無恥當成了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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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時代，匿名加劇了言語的粗鄙化，虛擬空間裏的教養比日常生活更差，穢語橫行，把公共平臺變成公共廁所。

中國現在是一個教養缺失的國家。它的傳統禮數和西式教養，都在“文革”中喪失殆盡，“流氓”大規模生長，“貴族”則蕩然無存。

“獎”是一種坐席，不僅是榮譽，還是權力和利益鏈條的一部分。權力腐bai已經滲透到每一個角落，文學場也不能免俗。

消費時代把人變成了 一種工具，所有的生活，所有的理性，都轉向了一種工具理性，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亞細亞社會的一個共性，其實恰恰是當 下中國社會嚴重的倫理問題。強調金錢倫理，忽略人性倫理，而這個人性倫理的核心就是愛，就是這種真情。

過去總是說愛民 族，愛國家，愛全人類，這才叫大，我覺得愛自己，愛別人，能夠愛得深，愛得真，這就是大情感。不一定要去愛那些抽象的 ，形而上的實體才叫大情懷。

在這個肉身型文化繁榮的時代，我們需要認真反思精神型文化的退行。

郭敬明的電影就是一直空心的奢侈杯子，韓寒的杯子裝有可樂也好、檸檬茶也好，不是瓊脂玉漿，但至少裝有內容，而這個內容符合我們基本標準。

先鋒的底線就是自由，而其本質則是反叛。

在伊甸園裏人民學會了用無花果遮蔽羞處，而經歷了數萬年的掙扎之後，人民才學會用娛樂之葉遮蔽靈魂的痛苦。

幸福是一個杜撰出來的概念，它不過是無數快樂的疊加而已。

娛樂的本質，就是把生命(存在)遊戲化，它尋求的是短暫的快感和快樂，並懸置起痛苦、信念和一切跟生命主體相關的核心價值。娛樂主義的信條就是“我樂故我在”。它要改變存在的根基，用感官愉悅的單一感受，去替換其他一切生命感受。正是這種快感的霸權，構成了消費主義帝國的最高律法。

在某種意義上，痛苦就是娛樂的最後形態。 無論如何，娛樂不是我們的敵人，它只是那種需要加以節制的笑聲而已。

如果這世界有幸變得更加喧囂，那麼就讓我停棲在闌珊的微光裏吧。我要從一個無人眷顧的邊緣，去窺視那個被錢和物慾吹漲的現世，並向它的抵抗者表達敬意。

他們只是一些被商業激素催熟的果子，只能反映市場繁榮，不是文學繁榮。

“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訓誡裏，寄存着少數批判知識分子的孤寂信念。然而，無論哪一種精英敘事，都只能是廣場敘事向書齋敘事的退縮，成爲象牙塔裏的絮語。

在中國這個特定的環境裏，炒股基本上就是一種賭博行爲。

漢語的現代化依賴的不是作家，恰恰是那些出色的翻譯家，他們的貢獻遠遠超出作家本身。

大師們正在離去，世界文壇已經變得空空蕩蕩。全球文學都面臨萎縮的危機，這是因爲新的媒體、新的娛樂和閱讀方式，已經取代了文學。

邊緣國家都有強烈的諾貝爾情結，渴望被主流國家所認可。

諸子百家之後中國就沒有哲學，後來出了很多哲學家，但都是闡釋者，不是原創者。

文學的核心價值究竟在哪裏?它人間蒸發了，完全不能支撐作家靈魂的內在超越，作家書寫的目標只是基礎價值，也就是市場和版稅，而不是終極價值，甚至不是中間價值。中國文壇是空心化的，它已經榮升爲一個龐大的垃圾廠。

當下的文學生態，就像一個“工業化”的垃圾生產流程，跟用激素、化肥、殺蟲劑弄出來的農作物一樣。出版物很多，看起來琳琅滿目，可以拿來吃，但卻大多是問題食品。現在也喪失了基本的檢驗標準。

中國文化是斷裂式的進化，每一次都回旋到原點，從零重新開始。

整個社會道德機制癱瘓的結果。國人的道德防火牆不僅沒有更新，而且被卸載了。當然，腐朽的道德機制是應當被卸載的，尤其是對身體過多的禁錮。但道德自律的全面崩潰，卻引發了另外的危機。

當下中國社會人文環境非常惡劣。很多讀者被殘破的、充滿偏見尤其是種族主義偏見的思想所控制，並以這樣不健康的心智來討論問題、看待社會。

中國作爲點頭文化的策源地，保留了跟“點頭”語符對應的各種文化屬性：*性、附庸性、繼承性、保守性、拒絕性等等，並由此構成晚期民族性格中的陰影。

教養和國家發達程度呈正比關係。它是文明的旗幟，並據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只有教養指數高漲的民族，才具備區域和全球領導力，並承擔維繫國際秩序的使命。而對於無教養的國度，任何華麗的“盛世敘事”，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夢而已。

做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遠比做一個有錢的中國人重要。教養應當與獨立、自由、正義、誠信和個人尊嚴一起，成爲國民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