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黃胄先生的勵志人物故事

與黃胄先生相識是在19xx年。當時海軍部隊辦畫展，由於我有參展作品，便到了北京。當時海軍有兩位首長跟黃胄先生的關係非常好，有時候是黃胄先生到首長家來，有時候是首長帶著我去黃胄先生家，就這樣開始了我們之間的交往。

當時，黃胄先生是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創作員。由於不用坐班，我便經常去他家裡學習。他的家在羊坊店，極普通的住房，印象中是二樓。進門的牆上掛著陳伯達書寫的丈二匹的四個大字“道法自然”，把這堵牆塞得滿滿的。後來，他換上了自己畫的《風雪巡邏》。

一位出色的畫家，天賦與勤奮缺一不可。黃胄先生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他的勤奮。我曾開玩笑說，他除了睡覺之外，手裡永遠離不開竹子，吃飯時是一雙筷子，其餘的時間是抓著一支毛筆。無論是朋友，還是他的長輩、領導來看望他，他都只顧畫畫，頭也不抬，只是說：“你好啊！來啦！”從不放下畫筆，更不起身倒茶。

黃胄先生畫毛驢堪稱一絕。一個大的清水筆洗，一支幹淨的大羊毫筆，就這麼在水裡蘸幾下，飽含清水後，濡一點淡墨，然後或輕或重，或急或緩，或大或小地，一個塊面一個塊面地往宣紙上垛。這個過程，黃胄先生熟練到不需要看畫面，可以隨心地和你相視聊天。而宣紙的特點是，按下之後每一塊麵間會產生水痕，當那些大大小小的塊面堆垛得差不多的時候，他才把目光移回紙上，根據畫面上種種形態的淺墨塊面，用焦墨點上驢眼、驢嘴上牽的繩子，再將驢蹄一勾，簡單幾筆，站著的、躺著的、跪著的，一群栩栩如生的毛驢就呈現了出來。他像個魔術師，實在是神奇得很！

20世紀60年代初，黃胄先生已成為中國畫壇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在“文革”之前較長的時間裡，中國畫是式微的，以至於很多畫家都去畫連環畫小人書，畫供出口的檀香扇。黃胄先生是個例外。他是一位出色的人物畫家，完全可以用如椽之筆表現新中國的社會風貌，無論是畫新疆的'風土人情，畫草原欣欣向榮的蓬勃生機，還是畫節慶舉國歡騰的熱鬧場景，題材都契合當時時政的需要。他的堂哥樑斌撰寫小說《紅旗譜》時，曾邀請他繪插圖。女主人公春蘭美俏聰慧的形象，感動了許多人。當時在北京榮寶齋出售的在世畫家的作品中，沒有一件作品的價格可以與他的比肩，齊白石先生的扇面5元一張，溥雪齋先生的大冊頁5角一張，李可染先生的山水畫60元一張，而黃胄先生的人物畫則標價在60元至90元。

即便當時在畫壇有如此地位和聲譽，黃胄先生依舊不自負、不自矜，沒有一點兒架子，對我這個晚輩也是盡心指導和提攜。每每跟先生去榮寶齋，他總會讓榮寶齋經理將收藏的名家印章盡數拿出，供我觀摩。我拿個放大鏡，一方一方地仔細研究，做好筆記。能看到吳昌碩、齊白石等大家的印章，和比拳頭還大的田黃石對章，在當時，實屬福從天降，難得！但我往往得寸進尺，詢問能不能讓我打一套印蛻，以供我日後研究，黃胄先生的一句話就使我如願以償，現在想起依舊銘感肺腑。黃胄先生還常帶我去故宮，忘情而真摯地為我講解書畫館裡陳列的歷代書畫精品，我如小民暴富，倏地提升了對高妙書畫藝術的認知，我一生受用。

畫，是畫家精神世界的一種外溢。黃胄先生的畫風，大氣、豪邁，充滿激情，筆墨好、色彩好，造型也好，這其實都是他人格的反映。黃胄先生長相樸實，面板黝黑，身板寬厚，也不注重修飾，兩條寬寬的眉毛似兩錠乾隆墨貼在眼睛上方，眼睛炯炯有神，像個打鐵匠。一次從故宮讀畫出來，黃胄先生拉我到北京西單的一家飯館，那是家夫妻店，店堂很簡陋，我們找了個長板凳坐下吃餃子。這時，老闆娘扯著嗓子喊：“門口的大板車是誰的？挪個位置，好讓人家的車走。”黃胄先生便介面道：“我的，等我吃完餃子再說。”那女店主信以為真，又拉又扯地要黃胄幫個忙。黃胄先生是個樸實且幽默的人，他平易近人，不會讓人感到和他有距離，對上對下、對權貴對小民都一視同仁，言行合一。這種天生的質樸，這種不染緇塵的平民氣質是很少有人學得到、做得到的。

黃胄先生是一個熱愛生活、忠於生活的畫家，生活於他確如水之於魚，無論走到哪裡，無論看到什麼，他的感覺都是新鮮的、有滋有味的。黃胄先生留下許多寫生畫冊，他對人物、情景的捕捉，都細膩無比，將人物的性格、生活的美好描繪得既細密入神，又氣勢如虹。黃胄先生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生活是他藝術生命中的空氣、陽光和水，生活與藝術，在他身上是融為一體的。所以他能那麼強烈精準地提煉出那個時代的精神。生活與畫、畫與生活，生機勃勃、活力四射。

“文革”期間，黃胄先生遭受到的身體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是令人無法想象的。我可能是外地唯一因他而受到牽連的年輕人。那時我還在東海艦隊服役，部隊要求我揭發先生，我便交代，黃胄從來不與我講政治。領導說，這不算揭發，於是要求我與他劃清界限，將先生贈予我的畫作等如數上交。這些東西也就此“黃鶴一去不復返”了。

隨著“文革”的結束，黃胄先生也重獲新生。但由於“文革”期間受到無情摧殘，苦難的生活使他情緒低落，加上先生嗜酒，到後期，他的十個手指關節僵硬，已經不能正常地握著毛筆作畫。還記得那是19xx年，我去北京看望他，他住在友誼醫院治療，病榻上的他咬緊牙關，將每個手指向後掰，痛得頭上冒出豆大的汗。然後，他用手指關節夾起畫筆，看到旁邊《人民畫報》上有好的圖片，就像寫真一樣畫起來，依舊是當年那個筆不離手的黃胄。

後來，黃胄先生籌建中國畫研究院，並出任常務副院長，為此，他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在籌備過程中，為了解決各種各樣的難題，他送出了自己不計其數的畫作。但因為先生是個純粹的畫家，藝術氣息濃重的他始終不能在政治上游刃有餘，他於中國畫研究院，不過是一時的過客。黃胄先生對藝術及藝術品情有獨鍾，將傳承文化視為己任，最終創辦了中國第一座大型民辦藝術館——炎黃藝術館。

黃胄先生的一生驚險跌宕，像坐過山車一般，但他始終懷有一顆鄉土氣十足的樸質之心。聽朋友說起，曾有陌生人來找黃胄先生，進門就跪下，說：“請您無論如何幫幫忙，家裡老人死了，買不起棺材。”先生二話不說，就給了對方兩幅畫：“到榮寶齋去換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