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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上帝不聽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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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上帝不聽電話

董橋:上帝不聽電話

沒有什麼可寫了;真的。吃了晚飯喝了咖啡抽過菸斗清理過書桌之後突然感到小書房裏那些書那些畫那些筆那些紙都不是我的了。我不在這間小書房裏。我還在那艘日本貨船上:浪很大,風很大,海上不是漆黑就是金黃;有人在甲板上唱歌,有人在艙底裏哭泣,一路唱到臺灣、哭到臺灣。我不在這間小書房裏。我還在臺南那所大學裏成功堂後面亂草地上等一個人:暮秋的晚風吹不動不愛說話的老樹,石階的寒氣透過牛仔褲沁入非常浪漫的內臟;鬼影中,一隻螢火蟲的飛舞就可以趕走明天莎士比亞期中考試的壓力。我不在這間小書房裏。我在越戰時期西貢一家大旅館的陽臺咖啡座上喝下午茶:城外的戰火燒不掉城裏的法國殖民地情調,莎岡的微笑夾在下午三十五度氣溫下的潮溼腋窩裏期待今夜的銷魂。大廳裏的吊扇轉得很慢很慢,三五美軍抱着幾個越南女人喝啤酒:這是一塊沒有尊嚴的"The Killing Fields":不是兩種文化的買賣。我不在這間小書房裏。我在新加坡市區郵政總局的櫃檯窗前排隊買郵票:前面是穿着襯衫的甘地,後面是穿短褲背心的邱吉爾,再後面是不再寫詩的郁達夫。郵政總局的大堂人聲喧囂,幾個懷孕的英國女人站在服務檯邊貼郵票,肚子挺大挺高:熱帶殖民地對英國男人很有好處;英國太冷了:這裏熱。這是殖民政策的唯一收穫。我不在這間小書房裏。我在倫敦地下車站月臺上苦苦盼望黑洞裏那一道炫目的車頭燈:然後是走進午後的秋陽裏;然後是穿過銅像四周的樹影;然後是空空蕩蕩的漫漫長夜。我不在這間小書房裏。

我不知道寫什麼好,也不知道怎麼寫。不騙你,王爾德口氣真大:"我的品味最簡單,"他說,"事事止於至善我就滿意了。"事實是沒有可能止於至善了。"人活着真絕!"還能要什麼?打電話給上帝告訴他說我怎麼那麼久沒有收到他的信?上帝是不會聽電話的!即使聽,他也會說:"你撥錯號碼!"然後把電話掛斷。年輕鋼琴家Ivo Pogorelich十歲從貝爾格萊德到莫斯科音樂學院去學琴。十六歲那年,有一位朋友帶他到一位蘇聯科學家家裏作客;他彈了一首曲子給大家聽之後,科學家的夫人突然對他說:"你沒有好好發揮你的天才。"他當時只覺得很氣,覺得這位太太魯莽得很。事後他才知道她是着名鋼琴教師Aliza Kerzeradze。這位比他年紀大兩倍的女人從此悉心指導他練習,引導他無盡的才華,用最嚴格的要求,把他的天賦化成技巧。三年後,他向她求婚;她離開那位科學家,帶着她的十三歲女兒嫁給他。此後,他造詣日深,名氣日大,可是,同時代的音樂家中傷他;他在貝爾格萊德的父母親已經好幾年不跟他講話、通音訊了。他們不能原諒他。品味、成功的代價很"貴",像愛。

我的小書房不是我的了。彈琴要技巧,要感情;寫作要技巧,要感情。飄到臺灣的風浪給了我感情,沒有給我技巧;石階的寒氣、鬼影中的螢火蟲給了我感情,沒有給我技巧;西貢旅館陽臺咖啡座、新加坡郵政總局的喧譁、倫敦的秋陽、樹影、長夜也給了我感情,沒有教會我技巧。

沒有什麼可寫的了。不騙你。我是不能打電話去求上帝的。他幫不了我這個忙,像愛爾蘭女小說家Edna O'Brien幫不了馬龍白蘭度的忙一樣:馬龍白蘭度請艾德娜吃晚飯,餐廳很堂皇,情調很浪漫,他們談得很投機,可是艾德娜始終婉轉表示飯後不能跟他到別的地方去。馬龍白蘭度最後忍無可忍,用非常嚴肅的語調對她說:"我要你很快並且很老實的回答我一個問題。你不能先考慮再回答我。我要誠實。"他來來去去重複這些話,她簡直受不了,說:"你問吧!"於是,馬龍白蘭度盯着她的眼睛問她:"你怕呵癢嗎?"晚飯在大笑聲中散席。馬龍白蘭度只能這樣自嘲,不能打電話給上帝:上帝是不聽電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