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爲什麼被稱爲史聖？
司馬遷爲什麼被稱爲史聖？
歷史上被稱爲史聖的是——司馬遷，司馬遷是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被後世尊稱爲司馬遷、太史公、歷史之父。那麼他的這些美名是怎麼來的呢?司馬遷，字子長，西漢龍門夏陽人，即今天的陝西韓城縣人，生於公元前145年，卒年不可考。他是我國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一生主要活動在漢武帝時期。他的父親司馬談爲太史令，學識廣博，深通天文歷算，喜黃老之學，立志以繼《春秋》修史爲己任，這些都給司馬遷以很深的影響。
司馬遷十歲隨父到長安後，開始學習古文書傳，並向當時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向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訪尋古蹟，採集傳說，瞭解風土，接觸各方人物。
此後，司馬遷又因爲侍從武帝，巡狩封禪，遊歷了更多的地方，這些實踐活動豐富了司馬遷的歷史知識和生活經驗，擴大了司馬遷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觸到廣大人民的經濟生活，體會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願望。這些考察見聞爲他後來著作《史記》做了良好的準備。
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爲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爲“二十六史”之首，被魯迅譽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使他有機會讀遍皇家藏書處石室金櫃收藏的文史經籍，諸子百家及各種檔案史料。“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奠定了司馬遷以後著書立說的厚實基礎。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司馬遷支持修改秦漢以來的顓頊歷爲夏曆的工作後，開始撰寫《史記》。五年後，因替戰敗將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觸怒武帝，獲罪下獄，並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至五十三歲時終於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中家之言”的鉅著—《史記》。
《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恢宏先河，在史學上有着重大的貢獻，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
《史記》上起黃帝，下至漢武，記載三千多年間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發展變化，真實反映了上古社會是全貌，是上古史的總結。全書包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字。
《史記》調動了各種藝術手段塑造人物，通過衆多歷史人物的生動形象，展現出各個歷史時期的巨幅畫卷，成爲我國文學史上一座不朽的豐碑，在世界文學史上也佔有崇高的地位。因此我國後世文人學者無不奉《史記》爲楷模，小說戲曲更多從中選取題材，至今不衰。
1.他用史家之筆尋求正義
正義是形而上的人類信念。無論人們如何界定正義，它都關涉人世間秩序創立的倫理品質，關涉立法者的精神氣象，關涉個體的生存質量與尊嚴，關涉人心世故和文明形態轉換的價值評判。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毫無疑問，他要追尋的正是中國正義及其真相；格局卻是人類的、世界的。
司馬遷洞察帝國制序創立的秦漢時代，判定無論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是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展示出的立法者的精神氣象，要麼是暴戾的，要麼是陰柔的，都呈現出奴隸道德的倫理特質。他拒絕大而無當的空言，冷峻地打量自“五帝”時代以降，中經“三代”，迄至他置身其間的當朝的文明演進史，藏溫情於骨中，傾力打撈在此演進歷程中閃耀過的生命的個性與歲月的輝煌，傾情刻畫那些凝固於重大歷史事件中富於個性和德行的多姿多彩的生命形象，傾心揭露文明形態轉換過程中那些掩埋和扼殺生命力的制序的陰柔、狠毒與暴虐品性。因此，“述往思來”的《史記》 展呈給人們的，是一幅融漫長久遠的時間與寥廓深邃的空間爲一體的史詩畫卷。
漫遊於歷史長河中的司馬遷心靈異乎尋常地敏銳。在冷酷而陰森的現實中，他孤獨地擁抱着、溫暖着那一座座指向正義的生命路標。他用文字書寫、傳承下來的有關文明的歷史記憶，既有與真的相擁，也有與假的揖別，既有與善的相親， 也有與惡的抗爭，既有與美的相融，也有與醜的疏離。正義的信念，林林總總的一切，儘管錯綜複雜，卻又錯落有致，儘管跌宕起伏，卻又雍容大度，正所謂“無韻之離騷”。司馬遷是絕望的，文字卻極富靈性，永久地散發出啓示未來的靈光。
2.他書成一部英雄史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史記》是一部英雄史。
在司馬遷的英雄譜中，有帝王將相，有謀士客卿，有文人騷客， 有刺客遊俠，有商販工匠，有江湖郎中，有贅婿倡優，有日者卜筮，不分男女老少，無論廟堂江湖，各色人等共存，且不以成敗論英雄[]。而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壓根兒不構成司馬遷 的敘述結構，司馬遷極其厭惡作爲倫理和政治秩序的等級制度。
在司馬遷的歷史觀中，英雄其實就是生命力和個性化的代 名詞。個體生命能否有條件涵養陽剛的、個性化的精神氣質， 有尊嚴的生與死，是司馬遷評判一切倫理和制度秩序是否正義的關鍵準則。
在《史記》中，正義意味着個體生命實現其價值和尊嚴的無限可能性；英雄之爲英雄就在於，他有勇氣和智慧追求並實現了某種可能性，從而讓人類世界生機盎然， 豐富多彩。
3.他因《史記》而永生
司馬遷留給後世的人生自述有兩個重要文獻，一是《太史公自序》，一是《報任安書》。在這兩篇文獻中，司馬遷對他父親和他自己的生卒年這些所謂客觀知識，很不在意，說得含含糊糊。他要傳達的一個主要意思是：人生得有意義，而我們父子倆的意義就在《太史公書》。這提示我們，司馬遷與《史記》兩者是不能分開的，將其變成兩堆無關痛癢的知識加以言說，就必定不得其門而入。
司馬遷因李陵事件遭遇宮刑，出獄後不再是太史令，而是中書令，即漢武帝身邊的一個祕書。司馬遷受刑前後變化肯定很大，作爲朋友的任安給司馬遷寫了一封信，勸他從“爲李陵說項”的陰影裏走出來，不僅要堅強地活着，還要放下個人的痛楚與恩怨，懷揣家國情懷，敢於擔當天下之責，把心思用在爲國家推薦人才上。任安的信早已丟失，我們是根據司馬遷的回信推想任安來信的大致內容的。司馬遷收到朋友來信並沒有立即回覆，《報任安書》是在任安因牽涉太子巫蠱事件即將被處以極刑的時候寫的。司馬遷在信裏說，自己天資一般，沒多少才華，能集中精力做成一件事，就此生足矣；而之所以扛着奇恥大辱活着，就是爲了完成這一件事：撰著《太史公書》。
司馬遷爲《史記》而生，而死。《史記》的完成，就等同於生命意義的實現。
司馬遷告訴任安，雖然自己被閹割了，但“變性手術”對施暴者而言，肯定是失敗的一一爲了自己的《太史公書》，不僅不可以頹廢，反倒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陽剛。在信中，司馬遷寫下了那句千古名言: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生命的意義和尊嚴源於生命意志的自我決斷。司馬遷通過《史記》成就自己的人生，他要成就的是英雄的偉岸人格。
司馬遷以《史記》哺育並展示出的英雄觀，與現代哲人尼采的英雄觀遙相呼應。尼采不以對當下社會影響的大小來評判英雄，他認爲這是對英雄的無視。當然，這並不意味着英雄沒有影響，英雄的影響不隨時間的流逝而消減，像一首首古老而蒼勁的精神之歌，長久地迴盪於生命世界。那些對當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可能是假英雄，禽獸不如的傢伙都可能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或者被吹捧爲英雄。司馬遷可謂慧眼識英雄。
司馬遷本人就是大英雄，他直面慘淡的人生，直麪人性的深淵，書寫歷史與現實的真相。
鄭樵在《通志·總序》中如是說:
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工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着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
司馬遷，史家中千古一人；《史記》，史書中千古一書——魯迅先生總結得好，“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的生命結局，史料無一字提及。千古沉默。
司馬遷在遭受宮刑之後，忍辱負重，以博大的胸懷和氣魄寫完了《史記》。他珍視自己的作品，如同珍視自己的生命，他把自己的生命熔鑄在作品之中了。
《史記》這部宏大史詩就是這個英雄生命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