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蔡元培這個人？

如何評價蔡元培這個人？

蔡元培在少年時期，已名動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稱讚：“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才也。”

劉曉鋼先生在實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說：“到蔡元培的《論國文之趨勢》、《國文之將來》，便正式把文章分爲實用文和美術文(即藝術文)兩大類，開始創立獨立的實用文理論了。”

傅斯年：大凡中國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應用上，是先假定一個人有罪，除非證明其無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無罪，除非證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無不如此。他先假定一個人是善人，除非事實證明其不然。

周作人和蔡元培是同鄉，他“從小時候就聽人說蔡元培是一個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個翰林，可是同時又是亂黨。家裏有一本他的硃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當然看了也是不懂，但總之是不守八股的規矩，後來聽說他的講經是遵守所謂公羊家法的，這是他的古怪行徑的起頭。他主張說是共產公妻，這話確是駭人聽聞，但是事實卻正是相反，因爲他的爲人也正是與錢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謹不過的人。他發起進德會，主張不嫖，不賭，不娶妾，進一步不作官吏，不吸菸，不飲酒，最高等則不作議員，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風氣。他是從佛老出來，經過科學影響的無政府共產，又因讀了俞理初的書，主張男女平等，反對守節，那麼這種謠言之來，也不是全無根據的了。可是事實呢，他到老不殖財，沒有豔聞，可謂知識階級裏少有人物。我們引用老輩批評他的話，做一個例子。這是我的受業師，在三味書屋教我讀《中庸》的壽洙鄰先生，他以九十歲的高齡，於去年逝世了；壽師母分給我幾本他的遺書，其中有一冊是《蔡孑民言行錄》，書面上有壽先生的題字雲：‘孑民學問道德之純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誠如莊子所謂純純常常，乃比於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杜威評論蔡元培：“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汪原放說：蔡元培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吾國之唯一人物也。

馮友蘭說：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曾子說：“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樣的人，纔是君子。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馮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

馮友蘭評價蔡元培：一介寒儒，書生本色。

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1943年3月5日，周恩來領導的《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爲《懷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論，指出：“北大是中國革命運動史上、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無法抹去的一個名詞。然而，北大之使人懷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懷念分不開的。蔡先生的主辦北大，其作風，其成就，確是叫人不容易忘懷的，確是對於中國的革命事業有很大的貢獻的。”

北大師生至今仍深情追還着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說他“對人接物，一個是尊重他人的人格，決不願意以自己的語言和行動使人感到一點不快和不便。一個是承認他人的理性，以爲天下事無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瞭解或處理”[]。

林語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說：“蔡先生就是蔡先生。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無限的愛戴及尊敬，也似乎說天下沒有第二個蔡先生。別人儘管可有長短處，但是對於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沒有什麼可說的。”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說：“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認識人，使用人，維護人。用人得當，各盡其才，使每個人都能發出自己的熱和光，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說過：“影響魯迅生活頗深的人，應該推數蔡元培先生吧。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義者，對於中國文化教育界的貢獻十分宏大，而他對魯迅先生始終是刮目相看的。魯迅的進教育部乃至進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於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魯迅的疾歿，蔡先生是盡了他沒世不渝的友誼的。”

蔣夢麟評論道：“先生日常性情溫和，如冬日之可愛，無疾言厲色。處事接物，恬淡從容，無論遇大觀推刃或引車賣漿之流，態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則剛強之性立見，發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無舉刺之中庸。”

任鴻雋說：“在公義一方面，蔡先生卻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絲毫不退、莫不假借的鬥士。”

林語堂認爲蔡元培“軟中帶硬，外圓內方”。

曹建稱蔡元培“骨子裏卻洋溢着剛勁不撓的氣概”。

陳西瀅評價蔡元培是“當代最有風骨”的“大丈夫”。

蔣夢麟《試爲蔡先生寫一筆簡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於孔孟之教，一本於忠恕兩字。知忠，不與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養成寬宏大度。”

黃炎培則以“有所不爲，無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師蔡元培：“蓋有所不爲，吾師之律己也；無所不容者，吾師之教人也。有所不爲，其正也；無所不容，其大也。”

辜鴻銘對羅家倫說：“現在中國僅有的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現在還革命。我呢？自從跟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現在還保皇。”

馮友蘭說：我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聽過蔡元培的講話，也沒有看見他和哪個學生有私人接觸。他所以得到學生們的愛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學家們講究“氣象”，譬如說周敦頤的氣象如“光風霽月”。又如程頤爲程顥寫的《行狀》，說程顥“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這幾句話，對於蔡元培完全適用。這絕不是誇張。我在第一次進到北大校長室的時候，覺得滿屋子都是這種氣象。

羅家倫讚譽蔡元培說：“千百年後，先生的人格修養，還是人類嚮往的境界。”

北大哲學系教授韓水法在《世上已無蔡元培》中感嘆：無論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尋而覓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簡單地想以蔡元培來論事的，都面對着一個不乏諷刺意味的事實：時至今天，就中國大學的改革和發展來說，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峯。世上已無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