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小故事：含羞忍辱着史記

司馬遷的小故事：含羞忍辱着史記

公元前99年，司馬遷爲投降匈奴的李陵說了句公道話，結果觸怒了漢武帝，遂遭受了當時最屈辱的宮刑。

司馬遷受刑之後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自己多年蒐集的資料和父親的遺願，他決心忍辱負重，終於於公元前91年完成《史記》，光耀後世。

幾年後，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馬遷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一般人看來，這似乎是一個令人豔羨的職位。因爲一旦身任此職，即得以掌管機要文書，成爲皇帝身邊的親近侍從。然而，司馬遷卻始終懷着一種刻骨銘心的恥辱感，把中書令一職視爲“閨閣之臣”，不但絲毫不以此爲榮，反而以爲是莫大的羞辱。因此，自任職以來，除應付必要的公務外，他息交絕遊，集中心思和精力寫作《史記》，也只有這項事業纔是自己生命價值的真諦之所在。

正是在這種心境之下，司馬遷收到了任安的來信。這封信使司馬遷極爲不快。他萬沒想到這位朋友的精神境界竟然如此低下，和一般凡夫俗子的看法毫無二致。他對司馬遷在受刑之後得居中書令之職，不勝欲羨之至，而且要求他以“推賢進士爲務”，對朝廷竭盡忠心。任安寫此信的確切日期，已經無從考證，假若是在他因“慶太子之禍”而身陷牢獄之後寫的，那麼，他的信中可能還有這樣一層意思：要求司馬遷向武帝進言，勸其爲國惜才，從而赦免自己的死刑。這與司馬遷此時的心情和思想是多麼格格不入。

第一，司馬遷對於自己以“刑餘之人”的身份擔任中書令一職本來就是感到恥辱的，以這樣的身份給朝廷薦舉人才，對被薦舉者也同樣是一種恥辱。何況受刑之後的司馬遷對專制暴君的認識已日益清醒，早已不願爲之竭盡愚忠了。第二，任安是一位能幹的官員，他被判處死刑，縱不算是負屈蒙冤，至少也是罰過其罪。但是，司馬遷義怎麼能夠在武帝面前爲之開脫呢？“李陵之禍”的教訓難道還不夠沉痛嗎？這倒不是說司馬遷爲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敢替朋友辯白，而是通過那次事件，他對武帝剛愎暴戾的性格有了清楚透徹的瞭解：凡是他決定了的事情，任何人都無法改變。

基於上述原因，他對任安的來信久久不曾作答，可能原來就準備採取不予理睬的態度。後來任安即將引頸就戮，死於武帝的屠刀之下。司馬遷考慮到他的這種遭遇跟自己當初有某種近似之處，能夠體諒他此時的心境和思想，於是提筆揮就一封《報任安書》。

《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都是我們瞭解司馬遷思想發展的極其寶貴的可靠資料。當然，這兩篇東西還是有着很大的差別的：

《自序》着重敘述自己的家世和生平事蹟，對於自己修史的宗旨雖然有所說明，但多有隱晦，對“李陵之禍”只用了不多的語言交代過去。其小心翼翼，說明其在憂患之中，時時以古哲先賢來激勵自己，發憤着書，藉以啓示後人。

《報任安書》則是一篇飽蘸着血淚流出的充滿熾烈激情的文字。它詳敘了“李陵之禍”的始末，辯明瞭其間的是非曲直，申訴了自己所蒙受的冤抑。這是在辯白，在控訴，在宣泄，在抒發長久鬱積胸中的憤隙不平之情。

其文筆酣墨暢，滔滔若江河之水，一瀉千里，淋漓盡致，是瞭解司馬遷在遭受“李陵之禍”前後思想感情重大變化的最重要的材料。

順便說一句，此信當時未必真正送給了任安，可能一直保存在家裏，直到宣帝時才由其外孫楊惲連同《太史公書》（即《史記》）一起傳佈出去，後來被班固收入《漢書·司馬遷傳》中。

“李陵之禍”是司馬遷生平中最爲重大的事件，對他的思想發展變化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史記》的寫作雖然開始於“李陵之禍”發生之前，而全書的完成則是在此事之後。而且，有充分的根據可以推斷，即使原先已經寫成的篇章，也在“李陵之禍”以後重新修改或加工潤色了。因此，可以說“李陵之禍”對於《史記》一書的整個思想傾向都產個了極大的影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同樣的遭遇，同樣的禍患，在不同的人身上會產生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影響。對於一個平庸的人，悲慘的命運會摧毀他的精神，使之意志消沉，自甘淪落；對於一個利慾薰心的人，受刑之後，而又受到重用，他會感恩戴德，變成一個更加卑躬屈膝、溫馴忠心的奴才。司馬遷在精神上、性格上、思想上都是一個傲岸不屈、不可摧毀的巨人。在當時的情勢下，他不可能在行動上反抗那強大而殘暴的統治力量。統治者可以損傷他的肉體，但卻無法征服他的思想，戰勝他的精神。而且，經過此次事件，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深刻了。他重新審視了自己過去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對統治者的態度，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李陵之禍”是司馬遷思想轉變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