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勵志人生故事

沒有人生來就可以成功，成功都需要後天努力而成。下面是小編爲您帶來的是王健林勵志人生故事相關內容，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他對外是規則的挑戰者，對內則追 求不可抗逆的規則。 1969 年，四川省大金縣的原始森 林樹葉濃密，在大約一年時間裏，15 歲 的王健林幾乎每天要花一個多小時步行 穿過林間。 當時王健林還叫“王建林”，他的 母親爲他取這個名字，是因爲他父輩的 事業是建設林業（不知因爲什麼，後來 他更改了自己的名字）。作爲阿壩州大 金縣森林工業局營林處一名工人，王健 林的勞作內容是栽樹挖坑，以及燒炭。

叢林自有其規則，但王健林從未完 全屈服。某種意義上，商人王健林始終 未脫離叢林。在營林處工作一年多之後， 一貫大膽、有主意的他決定自己掌握命 運。此後的生涯中，無論是作爲軍人還 是作爲商人，他都以少年時學會的法則 對待環境：適應叢林，利用叢林，改造 叢林。 起於童年 他是長子、“匪頭子”是穿行於林 間的勞工。 管理 10 萬人的王健林最初的管理 生涯，應該始於他童年的“孩子王”和 “兄長”身份。沒有證據證明童年王健

林有什麼野心，但至少能夠斷定的是， 他對商業所知不多。4 歲時，他跟隨家 人遠離了中心城市的生活。 他的父親王義全是一位參加過長 徵的老紅軍。1958 年，王義全受四川省 林業廳的指示，帶着妻子秦嘉蘭和 4 歲 的王健林到大金縣負責組建森工局。從 1958 年到 1972 年，王義全在大金縣 （1960 年改名金川縣）生活了 14 年。 1950 年代舉家遷往大金縣城是一 件幸運的事。“外面都在餓死人，我們 還能一個星期打一隻兔子吃。”緊鄰着 藏區的阿壩州有不少荒山，母親秦嘉蘭 獨自一人過鐵索橋去對面山上開荒，種蘇聯甜菜，自己養兔子。王健林幸運地 沒有餓肚子。 王健林是家中長子，當時已成爲 大人最得力的幫手。白天，他的父親要 去開會議，負責森工局檔案管理的母親 則忙於日常工作，晚上還要去地裏開荒。 照顧 4 個弟 弟的責任只好全部落在王 健林身上。“老大是我們家的頂樑柱。 他聰明能幹，弟弟們都願意聽他的。” 母親的話語系統裏始終是童年那個可以 依賴的兒子。 在青春期到來前，王健林很好地扮 演了家中這個“長子”的身份，這種處於家庭中心的心態也讓他在外面成爲孩 子們的中心。 “他是個匪頭子，是一羣孩子的 頭。”王健林少年時的朋友陳志階說。 在四川話中，說一個孩子是“匪頭子” 意味着，這個孩子不喜歡墨守成規，是 集體中的不安分者。童年的王健林留給 周遭人的印象都是獨立、有想法、調皮。 與衆多森工局職工子女一樣，王健 林幼時就讀於在大金縣東方紅小學，之 後進入金川中學。但他在大金的教育經 歷一共只有 7 年。陳志階回憶：“森工 局內部要招收職工子女，到營林處去工作，他就從學校出來，成爲營林處的職 工。” 營林處的工作是一項苦活。同是林 業工人的陳志階對此有着痛苦且深刻的 記憶。當時城裏的孩子不大願意去，都 是從農村招的工。“他能吃苦。”陳志 階說。 從家屬區到工作地點，王健林要爬 一個多小時的山，如此反覆的過程維持 了接近 1 年。沒人知道在這一年多中， 林業工人王健林都在想什麼。但在營林 處工作了 1 年多之後，他決定去當兵。 王健林當兵的想法得到了母親秦 嘉蘭的支持，這位老紅軍的家屬認爲，子女應該繼承前輩的光榮傳統，家裏的 老大就應該是個軍人。 參軍後，王健林改掉了自己原先的 名字“王建林”。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 出走，以後這種“走出去”的行爲在他 身上不斷閃現。 軍隊系統少有的叛逆者 他像海綿一樣吸收部隊組織規則 的優點。 幾十年後重新審視這個男孩在軍 隊的成長，可以看到他像海綿一樣不斷 吸收部隊組織的規則，並牢牢記住這些 規則的優點。在未來的商業競爭裏，他提取記憶，按照軍隊規矩打造自己的商 業帝國。 但當年的王健林並不是一個好的 規則執行者，童年的叛逆仍然延續。參 軍 8 年後，1978 年，他被晉升爲排長， 並進入大連陸軍學院學習，正是從這時 起，他對此前服從的規則開始提出挑戰。 軍事課教師張昌軍說，在軍校，很 少有人站出來反駁教師，但王健林經常 提一些讓張昌軍無法回答的問題。 一次，張昌軍講到用火炮射擊敵軍 坦克的戰術：射擊坦克的時候，應該在 坦克拐彎時，在彎道的內側埋伏好火炮 和炸藥包。“這個是軍內公認的理論，從沒有人提出過異議，教材上面也是這 麼寫的。”張昌軍說，但王健林表示反 對，並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第二年教材改版時，王健林的建議 被張昌軍寫進教材，“新教材一直到 2004 年陸軍學院解體的時候都還在 用。”

1979 年的 8 月份，王健林從大連 陸軍學院畢業，由於成績優秀，留在學 院的大隊當參謀。留校後，王健林很快 表現出另一種才能，那就是寫文章和詩 歌。因爲 文筆好，王健林被調到學院的 宣傳處當幹事。最主要的一項工作是負責動員學院的軍士報考黨政專修班。這 是王健林給自己製造的衆多機會之一。 正是負責黨政幹部專修班的經歷， 讓王健林從一個原本相對封閉的普通軍 隊幹部， 開始轉型爲市場化的人才。 “因 爲要經常跟高校以及政府的各個部門聯 系，王健林開始走出營房，那時他經常 去省裏（瀋陽）和各種人接觸，大連市 內的`就更不用說了。” 1983 年， 王健林就讀遼寧大學黨政 專修班，並在 1986 年以優秀的成績畢 業，獲得經濟管理專業的學位。 1986 年，因爲表現優秀，32 歲的 王健林調任陸軍學院管理處任副處長，屬於副團職幹部。而王在管理處的主要 工作除了負責整個學院的後勤保障，還 肩負與大連政府以及官員打交道的任 務。 那段期間，王健林開始認識級別更 高的社會人士，處理更復雜的關係。 實際上，外面的世界也不一樣了。 1986 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第 8 年， 政府轉變思想， 提出 “經濟建設是大局” ， 市場化建設正逐漸脫離原本的計劃經 濟，而這一切，只要走出軍營大門就能 看到。王健林顯然比別人更早做好了投 向市場的準備。

富貴敗中求 起初萬達付出很大代價，但王健林 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已經 60 多歲的陸民傑對王健林來 說有着雙重身份，在王健林的軍旅時期， 他是大連陸軍學院的學員隊長，是王健 林的直屬上級。從部隊轉業後，他投奔 王健林的萬達集團，成爲王的下屬。 陸民傑說，十幾年來，像他這樣陸 續投奔王健林的戰友至少有 20 人。 在軍 隊中，同生共死的戰友關係就成爲一種 最值得信任的關係，這種關係也曾幫助 過王健林。陸民傑說，王健林的事業之初，獲得第一桶金就是在昔日戰友的幫 助下。 1988 年，西崗區政府辦公室副主 任王健林覺得自己可以走出機關，走出 去試試。 西崗區政府下屬的西崗區房屋開 發公司，成立沒多長時間，老總就因爲 經濟問題被追究，公司負債好幾百萬， 爲了甩掉這個包袱，政府領導表態：誰 有本事把這個公司接了，把貸款還了， 這個公司就給誰。不安於現狀的王健林 決定接盤。這個公司成爲萬達的前身。 他憑藉棚戶區改造項目賺了第一 筆錢。但項目開始前，公司受當時政策限制，拿不到國家計委下發的配額，王 健林就跟自己的老戰友（時任大連某國 有公司總經理）商量，借用他的指標。 陸民傑瞭解到，王健林創業初期，缺乏 資金，也是一位在某銀行支行出任行長 的老戰友幫助了他。 在萬達集團下面的大連市物業管 理公司工作半年後，陸民傑被安排到萬 達商業地產物業公司做副總。 “在長春和瀋陽的項目中，連續吃 了兩個大蒼蠅，那種失敗的感覺現在想 起來都很噁心。”陸民傑說。 2002 年初，總部在大連的萬達集 團首次攜手沃爾瑪和紅星美凱龍等國際知名連鎖品牌進駐長春，成爲重要戰略 合作伙伴。陸民傑說，之所以選擇沃爾 瑪，是因爲後者當時剛剛登陸中國大陸， 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董事長 想通過百姓對沃爾瑪的期待和喜歡同時 關注到萬達。” 在長春打廣告時，王健林曾對公司 的管理人員自信地說過，這個生意做好 了將非常好，肯定有一筆不小的收入。 當時集團內部不乏反對的意見，很多集 團元老甚至在董事會上和王健林爭吵， 認爲商業地產已經沒有發揮的餘地了， 認爲王健林在給自己找苦吃，但王健林 有自己的看法。

長春萬達廣場建好後，王健林將 商鋪定價爲每平方米賣到兩三萬元。商 鋪很快就都賣掉了。商鋪賣出去之後， 萬達集團認爲自己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打算結賬走 人，結果引起了業主們不 滿。“按照商業地產的約定俗成，地產 商在賣完鋪面的同時也要負責幫助業主 招商引資。”陸民傑說，因爲當時不懂 這些，所以導致萬達廣 場正式開業時， 上百個商鋪中依然有一半都還是空蕩蕩 的，沒有招到買家。 業主們紛紛圍攻萬達項目辦公地 點。陸民傑是那幾次“維穩”行動的主要參與者，他記得當時現場亂成一團， 萬達的工作人員還被潑了開水。 這些場景讓萬達集團差點在一地 雞毛中結束自己的商業地產試水。陸民 傑記得，還在大連的王健林趕忙召開董 事會議以及穩定軍心的各種大小會議， “整個週末他基本就在會議室裏沒出來 過，出來一批員工再進去另一批，反正 就是不斷開會研究策略。” 陸民傑說，因爲王健林之前主要做 住宅地產，加上當時的團隊也沒有現在 這樣專業，各種意見彙集在一起難以統 一，全部由王健林一個人決定，難免出 現問題。

幾天後的董事會上，王健林當着幾 十個董事會成員的面承認了自己的錯 誤，“前面發生的問題以及現在存在的 問題都是我一個人的責任，由我自己承 擔。我還是不成熟，明知道這樣做可能 會有問題，但是還是這麼做了。我的行 爲完全是飲鴆止渴。造成這樣的結果， 我要做出反省。” 陸民傑分析，王健林之所以“明知 道這樣做可能會出問題，卻依然飲鴆止 渴”，應該與企業的發展需求有關。一 方面，項目儘快竣工，可以營造良好的 政商關係；另一方面，早點賣出項目收 回資金，對企業的循環發展也有好處。

信奉“富貴險中求”的王健林一直 在強調速度，“萬達必須再快一點，必 須要快。” 長春事件之後，王健林開始着手組 建部門專門負責幫業主們招商引資，並 且將這個部門的團隊不斷壯大。 足球隊的學問 王健林與薄熙來在球隊的管理上 爆發過多次衝突。 就在萬達剛獲得小小成功之際，王 健林開始了另一個後來讓他曝光率極 高，也製造不少話題的足球事業。 他在足球領域的運作算不上成功。 當廣州恆大足球隊奪得亞冠冠軍，獲得一片稱讚時，他賣掉自己心愛的球隊已 經整整 13 年。 在他剛剛有了自己的小產業時，他 就懂得如何利用體育與政府進行對話， 進而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 原大連市體委副主任任舉一記得， 1990 年代初， 大連市西崗區體委領導打 算在體育場附近建一個體育館，就通過 王健林此前在西崗區辦公室的領導，找 到王健林來開發，這也讓王健林和體委 有了第一次的合作聯繫。 曾任大連市體委副主任、萬達足球 俱樂部主任的任舉一回憶，王健林與大連足球最初的淵源，來自於一次王健林 計劃良久的商業規劃。 他記得，當年王健林先來找到大連 市體委，談一項在體育場附近蓋樓房的 合作。爲此，他專門和市體委簽了一個 協議，表示願意贊助大連足球隊 400 萬 元。那筆錢在當年算是鉅款，所以很快 雙方就達成了協議。 但是這件事後來因爲時任大連市 市長薄熙來的反對而擱置。薄的理由是， 國內外的體育場館視野開闊，如果王健 林在體育場附近蓋房子可能會影響體育 場的視線。

雖然蓋房子的事情沒有談妥，王 健林仍然願意贊助 400 萬元給足球隊。 任舉一認爲，這件事讓他和大連市體委 建立了良好關係，也爲日後大連市體委 找到王健林 來成立萬達足球俱樂部打 下了基礎。“否則根本不會找王健林， 因爲那個時候萬達只是西崗區的一家房 地產公司，放眼大連市肯定有比他更適 合的。” 而王健林之所以願意接手大連足 球，除了出於本人對這項體育運動的熱 愛之外，也是因爲當時大連市政府急於 通過足球打造改革形象。

作爲一個傳統港口城市，大連是中 國最早接觸到足球的城市之一。而大連 人喜歡足球，讓當地市政府看到了通過 足球提高政績的可能。時任大連市長薄 熙來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因爲大連 人民喜歡足球，所以他自己就必須喜歡 足球。 “前市長喜歡，所以足球也被作爲 大連的城市名片對國內外宣傳。”任舉 一回憶，當時每逢焦點賽事或是階段性 的總結會，大連市委、市政府的相關領 導都要到現場作動員，並經常去訓練基 地看望球員。幾乎每次比賽的賽前賽後，

主管領導都對球隊以各種形式表示祝 賀、鼓勵。 1996 年， 大連隊去天津進行客場 比賽，市裏的五大班子都要到機場送行。 1994 年，王健林接手大連足球隊後，任 舉一作爲大連市體委副主任，被派到萬 達 足球俱樂部擔任俱樂部主任。王健林 也迅速表明態度，將萬達集團一個副總 經理抽調出來，專門配合任舉一管理足 球俱樂部。時任大連市市長的薄熙來是 著名的“足 球市長”。任舉一說，創辦 萬達足球俱樂部時，時任國家體委 （1998 年， 國家體委正式改名國家體育 總局）主任伍紹祖要來大連訪問，並將與薄熙來見面。王健 林和任舉一先去見 了伍紹祖，聊了一會兒足球，給伍紹祖 留下了不錯的印象。之後，經由伍紹祖 引薦，王健林見到了薄熙來。 但重視同時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 悉王健林的人士證實，王健林與薄熙來 在球隊的管理上爆發過多次衝突。 有一次，在大連市政府在外地召開 的內部會議上，參會的任舉一親眼見到 王健林與薄熙來發生的衝突，王健林希 望政府能夠拿出 100 萬元獎金獎勵球 隊。

“我記得薄熙來就有點發火了，說 怎麼你還要，你這個蓋房子我跟你優惠不是錢嗎，你發的那獎金就算是政府發 的了，別得寸進尺。”任舉一說。 另一次兩人的爭吵發生在 1998 年，王健林想請徐根寶當主教練，萬事 俱備，就差開發佈會。“這時薄熙來把 王叫到了辦公室，對他說原來的主教練 遲尚斌是被市裏重點表彰過的人物，怎 能說換就換？”被薄罵出辦公室後，王 健林只好宣佈遲尚斌官復原職。 上有大連市領導強硬幹預，下面還 要面對足壇的“假賭黑”。在足球聲望 的頂點，王健林選擇退出。1999 年 12 月 24 日， 王健林將足球俱樂部甚至足球基地等優良資產一起甩賣給大連實德集 團董事長徐X。 離開足球 13 年後的王健林並不看 好現在取得成功的恆大經驗。他曾以一 位過來人的口吻提醒說，靠外援取得成 功的經驗，放在孱弱的國家隊身上可能 並不奏效。 他將更大的賭注下在中國的少年 甚至年齡更小的球童身上，他送這羣孩 子到海外去接受訓練，並耐心等待他們 成長。 生存於政治叢林 每天王健林都要拿出一定時間閱 讀黨政報刊。

企業家如何在商業冒險中處理與 政府、官員的關係，始終是人們關注的 焦點，王健林說，他處理官商關係的祕 訣是“親近政府、遠離政治”。 在企業的日常管理中，王健林對政 治也傾注關心。 2008 年， 萬達集團將總部從大連 搬至北京，位於大連市中心的萬達大廈 大部分樓層已經賣給當地企業，只保留 了兩層： 28 樓萬達地產大連項目辦公區， 以及 13 樓的萬達集團黨建基地。基地 “留守人員” 于丹是 13 樓的黨建基地辦 公區維護者。整層樓面積有 1300 多平 方米，共劃出 4 個 30 平米左右的房間，陳列萬 達集團過去 20 多年的歷史，尤 其是各種黨政建設成果，包括數百張集 團黨員培訓時的照片，以及王健林和國 家領導人的合影。 按照其他樓層賣出去的價格來算， 這層樓大概價值近 4000 萬元。“你能 想像到嗎？價值這麼多錢的一層樓只是 陳列了各種照片和政府發放的獎狀，說 明董事長對黨政發展的重視。”于丹說。 在靠近北京的河北廊坊，集團總部 之前投資 7 億元成立了專門的萬達學 院，佔地面積 300 畝左右。這名負責人 說，學員宿舍標準就達到三星級以上， 每年培訓黨員和員工 80 萬人次， 培訓內容包括政府政策解讀等方面。“這種手 筆全國沒有第二家。” 另一位已離職的萬達總部員工表 示，這個基地很好地體現了王健林及萬 達集團與政府間良好融洽的關係，“了 解政策，緊緊跟隨黨的步伐，搞好政商 關係，是萬達發展的基礎。”這名員工 透露，王健林幾乎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時 間閱讀黨政報刊，研究政策方針。 考慮到王健林的昔日經歷，很難 確認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還是一 種發自內心的感情。不過，在離開森林 進入社會叢林之後，王健林始終得以高 度的敏感對待 與政府相關的事務。這將成爲他在財富積累和企業發展之外必須 面對的最重要的考驗。林業工作者之子 王健林離開森林後，仍然生活在一個新 的叢林裏。